江南古镇：现代化与原真性的博弈

谭新 · 发表于 2013-7-27 14: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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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古镇：现代化与原真性的博弈

——访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

记者郑飞实习记者黄佩映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了解，这次京杭大运河跟江南水乡古镇一样，选择联合的方式进行申报世界遗产，那么联合的主要意义是什么？

贺云翱：首先，如果不联合，那么其中任意一个古镇单独申遗都会缺乏全面性。江南古镇是在江浙沪一带的江南地域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它们都吸收了一些当地的文化特征，所以，每一个古镇既有共通性又有差异性。以乌镇为例，虽然它有自身的地域特色和鲜明的文化个性，但是它并不能代表整个江南古镇形态，毕竟江南古镇中有的是在村落社会上发展起来的，有的则是基于码头或者工商集市成长起来的。这就意味着江南古镇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类型，其母体不一样，自身特征也有不同之处。因此，我们需要将它们整合成一个共同的文化遗产体系，才能全面地反映“江南古镇”这一遗产类型在中国文化中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其次，如果某一古镇单独申遗，那么其它与之具有同样地位的古镇很有可能就永远失去了申报的机会，换句话说，联合申遗有助于承认具有同等价值的遗产对象的共生地位。最后，江南古镇和京杭大运河不同的是，后者属于线型遗产，而古镇则是聚落型遗产。这也就是说，大运河丢掉任何一段都是不完整的，它也必须联合。而江南古镇与明清皇家陵寝一样，古镇之间具有结构、内涵、地位的统一性和内在的逻辑关联性，采取联合申遗是为了整体地反映人类的地域性创造力和江南古镇型聚落文化的典型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江南古镇提出联合申遗已经十多年了，期间从六大古镇变成四大古镇，而且至今迟迟没有下文，这其中是否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问题？

贺云翱：江南古镇首要问题是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难以协调。这些古镇地处长三角的核心地区，被卷入高速的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政府也往往在保护遗产与追求GDP之间徘徊，这或多或少影响了其申报遗产的积极性。而且联合申遗意味着协调行动，但是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没有达到预想中的顺畅，由于不同的地方对申报世界遗产的认知不一样，不同的地方政府积极性也不同，这也就影响了申报进度。另外，在近些年的地域发展中，江南古镇本身也受到了一些伤害，比如周边地区的高度开发、河道的水污染，包括镇区现代交通道路的铺设等。现在申报的主体还是四大古镇，被淘汰的两个古镇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高度的商业化破坏了其原真性而退出的。毕竟申报世界遗产的核心条件之一是古镇本身要具备文化典型性、人地关系的协调性和真实性即遗产的原真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代化的趋势难以抗拒，江南古镇能回到您说的原真性吗？

贺云翱：应该承认的是，现代化的进程不可逆转。我们现在对江南古镇作为文化遗产的基本要求：一是它的整个结构、布局不能被改变，因为古镇的结构至少经过数百年的积淀，反映了农耕时代的江南水乡古镇聚落的形态，保留古镇的空间结构对我们认知近代之前的江南地域上的人类聚落生活有着特殊价值，尤其是江南自宋朝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突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二是其风貌结构，包括街巷结构和建筑风貌、水乡交通、河流格局等不能被改变，这是江南古镇的物质形态的外显，必须保留下来；三是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节庆、风俗习惯、特殊工艺、饮食、音乐、舞蹈、戏曲等反映当地特色的文化形态能够保存下来。不过，要保护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如今还要面临更大的挑战——如何维持整个古镇生存环境的完整性。换而言之，不能把古镇视为一个四周被现代化的高楼与设施包围着的“盆地”，像退出申报名单的南浔，柏油马路已经延伸到其大门口。人们需要认识到，江南古镇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当地的特色性地域环境与生态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在您看来，应该如何对江南古镇进行保护呢？

贺云翱：在谈保护措施之前，我们必须意识到江南古镇不是死的文物，而是每天在运动的活态的遗产，它甚至跟福建土楼等不同，它还是一个居住了几万人的城镇。这也就意味着人们要在这个空间里生活，不仅生活方式本身在变化，人们也不可能固守着其原有的生活形态，所以，变化是必然的，这也导致了江南古镇保护的难度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是努力保持外部结构不变，允许内部的现代化，就如并不是说一定要把人的肉体和外表全部改变才能成为现代人一样，古镇的风貌、空间结构和建筑形态需要保存下来，同时允许人们使用空调、抽水马桶、现代的排水设施和通讯系统等。目前的问题是，有些古镇不仅对房子、道路和桥梁进行改造，甚至抛弃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街上大量充斥着现代的工艺品，甚至以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等取代了传统的节庆。尽管我们认为有些现象是合理的，人们追求现代生活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们要成为文化强国就需要有更强的文化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觉性，要有“我要为整个人类、民族、地域保留一种真实而独特的文化形态”这种认知。所以，文化遗产的保护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不断认知的过程。值得肯定的是，现在人们逐步认识到，与30多年经济建设的飞速进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化建设的滞后，开始意识到传统文化的珍贵性。

具体而言，江南古镇的保护，首要责任在于地方政府，这种责任超越了物质利益、当前利益和局部利益。政府必须具有强烈的文化传承与坚守意识并且由它牵头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进行整体的环境保护和地域规划，包括在古镇周边所进行的建设规划都应纳入到对古镇的保护与利用体系中去。其次是当地的居民同样需要有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学会放弃部分的眼前利益，不能对房子进行整体的改造，不能放弃自己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包括饮食、节庆等-----而一味追求现代化的享受，在这点上，我们并不是不允许居民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提倡缓慢的变化，在保存传统文化形态基础上实现现代化。最后，学界也应该为此做出自身的贡献，我们可以站在全球的视野中去认知文化遗产并且进行调查和比较研究，毕竟所谓经典性或者典型性是在比较中产生的，而这项研究工作也只有学界能够承担。在此基础上，学界应该进一步对文化遗产进行宣传推广，提升人们认知的水平，使得整个社会认识到它独特的价值，激发人们的自豪感、责任心和文化感情。更重要的的是，学界要通过研究找到保护和利用的最佳结合点，或者通过教育和培训，告之世人如何传承保护，如何利用发展这些文化遗产。

《中国社会科学报》：放眼世界，且不说欧洲，就在邻近的日韩两国，我们看到了相当多成功的文化遗产保护案例，但是我们谈到国内的情况，往往离不开现代化与遗产保护的矛盾，这到底是否我们的现代化观念出了问题？

贺云翱：欧美的现代化是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而我们的现代化是外来推动的急速发展的过程，而且跟邻国也不同，我们一开始谈现代化，就认为传统是反现代化的，必须抛弃传统。或者说其实这也与我们过多地批判传统、否定传统有关，而且这种极端的现代化意识通过广泛的传播形成了全民的意念，乃至今天也难以扭转。应该说，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未来取决于整个社会是否承认传统也有适合现代化的优秀成分，是否认同传统乃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支撑。简而言之，对“江南古镇”等文化遗产的保护实际上是一个对现代化不断认知的过程，而且是重建对中华文明的信心，重新复兴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过程，而这恰恰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