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文奴 于 2013-3-14 18:58 编辑
爷爷说：“你爸爸说话太损，说你们一家子都毁在我手里，说我那个破嘴能不能在外面不乱说话，不乱说话能当哑巴卖了吗？”我爷爷说看完了信，很生气很失望，他手脚冰凉，上下牙打架，虽然出现了这么多生理反应，但他身心宽松了许多，他不再欠我们家什么了。他告诉我，“回去给你爸捎个话，我没有几天活头了，我想开了，现在谁给我摘帽我也不摘了。我就是国民党党员，就是建军团团长，我很骄傲。”我看着爷爷气哄哄嘴唇哆嗦着说完，心里不是滋味，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了我年轻时的经历。那时，我在单位管十五六个人，在工作中经常跟手下吵架，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后来，在单位混不下去了，辞了职，刚步入社会，又遇到了许多挫折。在家里也是，我经常跟媳妇吵架打架，我们都把责任推卸给对方，总说对方怎么怎么对不起自己，三十刚出头，我媳妇就后悔嫁给了我，她说她姑娘时身体苗条着呢，现在粗腰粗腿大腚，两个乳房像两个布袋子，她一辈子都毁在我跟孩子手里了，我们俩都很无辜，永远是受害者，怨天尤人，我们又无法改变现状，就像我爷爷此时此刻的心态。其实，放弃选择是一种对立态度，是对社会的一种怨恨。这种怨恨因何而起呢？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们耳熟能详的十来个帽子，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哪个没带过一两顶呢，建国已经六十多年了，一个文明的法律还有待于完善，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文明的法律不能完全驾驭中国老百姓，起码有人还这么认为。所以社会几年一个运动，这个帽子，那个帮派，劳教，少管，强制被神经病，法外特权。殊不知权力和义务是对等的，你霸占了多大权力，就要付出多大的义务。如果权力过大，义务过小，失去平衡，社会就会出现对立情绪，怨恨心里，甚至……就像我爷爷，从根本上放弃了政府给他摘帽的机会。 爷爷说着说着吃力地坐起来，用手术刀般的眼神看着我，说：“你爸爸是个市侩小人，为了入党连自己的生身父母都能背叛，在关键时刻还有谁不敢背叛。你看着，共产党早晚得毁在这些唯利是图，欺师灭祖的人手里。”他的眼睛好像已经看见了什么似的，凝固了，这时，我奶奶不紧不慢地在外屋接过话茬：“不背叛你，和你同流合污，如果那样，他早就下放农村了。”说着她撩了一下门帘，走了进来。她手里拿着一个布袋，从布袋里掏出两把瓜子，撒在炕上，我拿起几个瓜子没滋没味地磕着。“奴儿，你爸爸做的非常正确，在什么社会制度下就说什么话，什么是理儿，理儿是给少数人讲的，理儿是大对虾，理儿是狐狸爪大衣，理儿是奢侈品。”我爷爷听了奶奶的话好像刚又悟出点事来，说：“东北三省联制的时候，周恩来秘密回沈阳，我给他站过岗。”我来了精神把腿盘紧，问：“他没策反您？”“没有，他的手下和我谈过几句，我当时就回绝了。”我问：“你为什么不背叛，如果那时候你跟了周恩来，我跟我爸爸不都成了红色贵族吗？我爸爸不天天供着您”我惋惜地回忆着那一瞬的可能，爷爷好像被我感染了似的，痛惜地说：“谁知道他们能成气候，他们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有的背着还是清朝的汉阳造，那枪，膛线都没有，百米以内打人还行，打鸟休想，他们一个人三五发子弹，他跟你说他是共产党，他不说，你就认为他是个打猎的，哪像个兵啊，让人笑掉大牙。我那时，一身将军尼，大镜面，一匹枣红马，每月四块大洋，吃喝不花钱，来钱的事又很多，你说，我能投奔共产党吗？我哪里知道他们以后能成事，要知道不就好了吗。那时候要是真投靠，也不能是共产党，肯定是日本人。好歹都是国军”。我说：“你和日本人还有接触？”爷爷说。“要想接触天天都能接触，那时候我是沈阳乒乓球冠军，自从日本人来了，我才成亚军了，我打不过一个日本武官大竹一郎，不过我在短跑上没有对手。我不是吹，四九年之前，沈阳百米栏是我的记录，现在有人破没人破我不知道，我第一次拿冠军的时候，张作霖大帅亲自给颁的奖。他拍着我的胳膊说：小伙子枪法怎么样，我说:一般，他说：别看我身子长腿短，倒退二十年，我敢跟你比试比试。张大帅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 爷爷和我说的话我都信，因为我六叔常给我讲起爷爷的故事。我不是吹爷爷，在上万年的人类进化中，有我爷爷这种长相的人不多。他一米八的个头，大长腿，一身护胸毛，方脸，剑眉，龙眼，高鼻梁，尤其那张嘴，有棱有角，线条分明，不怒则威，怒则冲冠。据我爷爷说，当时张作霖想让他当贴身侍卫，就是因为谈话中，张作霖幽默了一下，在场的人都开怀大笑，我爷爷看着大家都笑，他也笑起来。但他笑晚了，别人不笑了他还在笑，张作霖听着我爷爷的笑声,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后脖梗子上有丝丝凉意，口不由衷脱口说了一句话:“好一个皇家姥姥（皇家等级最高的刽子手），你是天生的菜市口刽子手。”我觉得爷爷的笑声来的很是时候，如果他当了张作霖的贴身侍卫，肯定和张作霖一样，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了。我问爷爷是日本人炸死张作霖的吗，我爷爷说当时中国军阀割据，比日本人还恨张作霖的大有人在，比如吴佩孚吧，但综合多种原因还是日本人靠谱，日本人想让张作霖在中国另立政府，让张作霖当儿皇帝，张作霖想利用日本的军事力量统一中国，让日本人最多扮演当时美国人的角色，两个人出发点是一样的，目的和野心却是对立的。” 我爷爷说，日本军队在中国其他地方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东北三省不是这样的，他们对地方政府没有什么干扰。你想一个想利用你的人表面上都不信任你，天天骂你，你能跟他混吗?我就跟一个日本电信工程师打过架，这小子，个头比我还高一点，在日本人当中很少见，他大学毕业，据说家境也好，球打的也好，老穿一双当时很时髦的回力鞋。他太傲气，没事还弄两句英文，连小松少佐都不尿，我非常反感他那劲儿。那时，我们时不常在一起打篮球，他打中锋我也打中锋，我们之间一直挂着劲。一次我为了灭灭他的威风，买了两双回力鞋，一双穿在脚上，一双到修鞋摊上缝了两块补丁，挂在了我自行车车把上，我刚一到球场工程师就看见了我，他走到我面前问：“马，你车把上的鞋子怎么新的就补上了补丁，太可惜了。你，太不可思议了。”我说:“你好好看看，你那四只眼是出气的，那是老子穿坏的一双，你刚穿几天呀，你牛逼什么！以后见我面别老叫我姓，没文化，没教养，我有名字，我叫马大姨夫，也是一个日本名，你要省着叫就叫我姨夫吧。”我想一般日本兵是听不出来的，这小子比一般日本兵强，真听出来了，他当时没动声色，可在球场上跟我叫起劲来，他在比赛的时候老用胳膊肘顶我，多次犯我的规，那天，我预感到鼻子有危险，果不其然被他给铆上了，我鼻子一阵酸麻，眼前一黑接着就一片火星子，我刚想大骂，就感到有四股热乎乎的液体流到嘴里，两道腥的，两道咸的，我呸呸啐着嘴里的混合物，向他扑了过去.如果单凭我们俩打，势均力敌，打不坏哪去，可这几个日本兵拉偏手，两个人拽他一只胳膊，还有一个搂着他的腰，让我打工程师。我先照他“老二”两脚，他当时就跪在了地上，完了又照他胸脯几脚，几个日本兵赶紧给我拉住，说，姨夫不要打了，出事了，少佐来了。小松少佐看到我脸上全是血，以为我吃亏了，臭骂了工程师一顿，回去关了禁闭，禁闭的理由是破坏日伪团结合作，后来小松少佐知道了真相，在一次酒桌上和我说，马，你姨夫的不是，你的良心大大大大的坏了。 通过听我爷爷聊天，我知道爷爷此时此刻在想什么。年轻时他一表人才，各个势力对他你争我夺，当时共产党没成事之前，他瞧不上眼，到后来共产党成了事，人家又不带他玩，再有，作为军人不杀身成仁，已经是奇耻大辱，还去投降变节，本身就超出了军人的底线。就因为这些，我爷爷和共产党打了一个死结，这个死结系在我爷爷的脖子上，可系在共产党哪，只是系在公安局抽屉里一张发黄的纸上。“那么大的一个国民政府怎么就坍塌了呢，还不如我这三间土坯房？”爷爷嘴里叨咕着，，他的喉头在上下运动着，好像往嘴里拽着什么东西，他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房子上那一层层蜘蛛网，好像那里藏着许多尘封的记忆。 我奶奶撩着门帘走了进来，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出去的，她残缺不全的牙齿咀嚼着什么，她一扭胯骨坐在了炕上。两脚把鞋踹掉，挪到炕里，把线笸箩揽在盘好的腿上，拿起一根针线，举过头顶，朝着窗户纫起针来。她嘴里哼着熟悉的小调，看样子纫上纫不上和她没什么关系。我奶奶有个习惯，她在不爱听我爷爷唠叨的时候就哼小曲，她在没有想好要说什么的时候就哼小曲。总之她的小曲是防卸外界干扰和伤害的一个屏障，又是说话之前打开思维的一种方法，她眯着眼朝那针眼捅弄了七八次，终于捅过去了，她的小曲停挂在了那穿大的针眼上 奶奶说；“我想了一辈子也没想出来为北京做点什么，你爸想出来了，和我们断绝父子关系。为北京做点事我没意见，可你爷爷说东北的一窝柴狗，去北京时间再长也变不了京巴，杂种生下来就是杂种，他无法改变自己的血统。”奶奶又一次哼起了小曲，这一次有歌词了：“儿子离家乡，为娘心发慌。来了绝交信，让俺寸断肠。为了儿心愿，泪往肚里淌。盼儿登正殿，斩落活阎王（村支书）。”我奶奶的嘴扭得像梅树的疤痕，她唱几句就停下来看着我，朝我乐着，骂着我小王八犊子，我听的出来奶奶编的这个小曲，有很长时间了，她第一次唱这个小曲的时侯，我知道她心里留了多少血，她能这么熟练从容地反复吟唱，我却不知道她用了多少眼泪，对这些歌词浸泡和松解的。 其实我爷爷解放前没有什么罪恶。虽然戎马一生，没打过仗，手头没沾过血，没有人命，哈尔滨高级警官学校毕业后，脱下校服换军服，直接去了张作霖仪仗队，后来张学良入关。他故土难离又因为自己的妈妈神经病时有发作，确实有许多困难，由我舅老爷推荐当上了沈阳公安局的警尉。警尉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当时警察的级别共分为警士、警长、警尉辅、警尉、警佐、警正，又分八勋，所谓八勋就是记功、嘉奖。我舅老爷就是警尉六勋。 日本投降以后，地方势力互相拉帮结派，有的地方就是军队说了算，市长县长就是摆设，我爷爷的姨夫国民党王军长组建了一个建军团，招兵买马，是亲三分相，我爷爷当了团长。训练新兵，我爷爷不知道训练了多少新兵到了战场，也不知道在战场上被共产党的军队打死多少，俘虏多少，临解放，我爷爷的姨夫看大势已去，他一大家子跑到香港又转投台湾，把我爷爷放在了冰上。解放后，我爷爷以战败者的姿态在战俘营里没呆几天，就被打成了反革命。这时他才知道，他的建军团没有国民党的番号，我爷爷听了当时就晕了过去，醒来后他大哭不止。我爷爷说，这是他一生的耻辱，我完全能理解我爷爷，就像现在到国外上大学，读研，读博，毕业了社会上不承认你的学历，说你是野鸡大学、野鸡学历，十几年的寒窗苦读，你受得了吗？我爷爷可是一辈子啊，不但是奇耻大辱，打成反革命后，他上了黑名单，随时都可能拉出去枪毙。他惶惶不可终日，一个月就掉了二十斤分量。 听我爷爷说，在一个暴雨连天的下午，他被看守提了出去，一进审讯室，他前面二屉桌后坐着五六个穿军装的人，他感到有点什么事要发生。坐在中间的一个人说：“从现在起你说的每句话都将成为证词。”他简单地说了一下来找我爷爷的目的，在清理县公安局档案时，发现三八年夏天我们党的两个干部写的两份悔过书，并自愿当了公安局的线人，这两个当事人说，悔过书的事我爷爷知道，他们不知道，希望我爷爷老老实实把事情说清楚。我爷爷听了当时就冒了一身不知道是冷汗还是热汗，这时，外面一个闪电接着一个炸雷，正劈在房角上，屋子里一片灰尘，两只鸟在屋子里惊撞，其中一只踩在了我爷爷的脑袋上，然后从烟囱口飞出。我爷爷被雷劈的当时汗就没了，他一下就安静下来，刚才那鸟好像给了他一点暗示，他一阵狂喜，他感到口干舌燥，他跟审讯他的人要了杯水，压制住了狂躁的心情。他像电影导演一样，开始选景、编排、剪辑，用了大量的蒙太奇的方法在急短的时间里为几位编了一个故事。为了把戏做足，我爷爷高呼饶命、冤枉，都是我老婆子不懂事，收了共产党干部家属的二百斤小麦，四斤红糖，四只烧鸡，四瓶东北烧。这是背着我收的我不知道，出狱后一定还上，这些东西我一点也没捞下，全给那两个干部托人送礼了，还搭上了不少钱。关于悔过书的事，打死他也不敢说是他让写的，只说这是放人的条件和程序，就是现在的暗箱操作，他大肆夸奖了自己冒着停职的危险，细致刻画了自己怎么化险为夷救出两个共产党干部，生动描述了那两个共产党干部在监狱中大义凛然，慷慨激昂，视死如归，随时准备为党就义的决心。就是最后放他们俩，他们俩都不出来，是我爷爷硬给他俩拖出来的。 我爷爷说的嘴角吐白沫子，说得记录的人热血沸腾，泪流满面，我爷爷却是满脸羞涩，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说过了头。不过，我爷爷知道，他们深信不疑，因为他们非常需要这些事迹，我爷爷因为这两个宝贝蛋捡回来一条狗命，他被判了八年。我爷爷为什么那么添油加醋的云山雾罩，我不写大家也都清楚，可我爷爷真没借上这两个人的光，一个是农业局局长，在大跃进的时候，他说亩产五百斤邻县的农业局局长说五千斤，他说亩产一千斤，邻县的农业局局长说亩产一万斤，他一气之下说亩产一百万斤。他一说完，人家抓住了小辫子，人家给他算了算账，一节火车皮装冒尖五十吨，一百万斤需要十节车厢，如果照着这个亩产，中国任何一个县生产粮食就够全国人民吃的，还可以出口，支援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那个年代他是唯一一个说大话下去的干部，另一个是管工业的副县长，七十年代就退休了。据说在职的时候说话也说不准，我爷爷经常跟这两个人开玩笑，“共产党哪都好，有时就是听不出真假话来，说你们俩在监狱里宁死不屈，我要是说给鬼，鬼都不信。”他们俩一听就乐了，一个说，我们党是无神论者，一个说，斯大林说：共产党员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 我爷爷听了嘎嘎大笑，那笑声让一个干部家的狗当时就大小便失禁，他家的十几只老母鸡当天都下了软壳蛋，我爷爷常说：“在监狱里凡是政治犯，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没听说过宁死不屈的人，活着出来的。你听说过日本战俘喊着光复日本军国主义释放出来的吗？你看到过国民党潜伏特务撒反动传单，被抓后活着出来的吗？难道在国民党监狱里你手挽手唱唱国际歌，人家就怕的不行了，一问你什么你就跟人家犯青皮就出来了，出来的有没有，有，那是高层领导的直系亲属，或是领导夫人的面首。我遇着过一个……凡是在监狱里活着出来的，他们的罪行材料、揭发材料、思想汇报、变节书、悔过书等等数不胜数，他们每个人写的材料的重量，他们自己用身体是背不出来的。”我爷爷说，他没有看到、听到过在四十八套刑罚前有扛过来的。你就是扛得过今天，也扛不过明天，他见到的听到的好汉多了，天天写悔过书，只求速死。 至于那老哥俩在监狱里什么表现，我爷爷知道，他没跟我说，他只说当时他不想管，无奈奶奶把礼收了，推脱不掉，我爷爷把我奶奶臭骂一顿，骂后静下心一想，一个村住着，没点表示也确实说不过去，那两家也说了死马当活马医吧。他先到县里打听了一下案情，他俩在村子里有串联抗捐、抗壮丁的事，在当时比较普遍，他们也没有暴露身份。我爷爷先跟里头垫了话，打死也不说，坦白从严，抗拒从宽，嘱咐完了他回了沈阳，找到了和他常打乒乓球、打篮球的几个日本武官和国民党这边的几个朋友聚了一桌，酒桌上把事一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各个都想当大能人，没几天，公安局局长约了我爷爷，做了一个顺水人情，我爷爷以他俩的口气写了一份悔过书，给他俩领了出来。 我爷爷一给我讲这些事情，我奶奶就骂他，竟说一些没用的，可一谈起我爸爸，不惜赞美之词。有水平，审时度势，在生活条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培养了三个孩子上大学，她唯一的愧疚就是六一年，我大姑把我妈赶回娘家她没有阻拦。但她不像我妈妈所说的，是我爸爸和我奶奶授意我大姑干的，在这一点上我完全相信我奶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大姑连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饿死，这种事还用预谋吗。 我妈在这些事情上想的有点歪了，也没有必要拿这些半个世纪前的事如鲠在喉，拿这一年才一百八十多元的党费折磨我爸爸，但我又不能对我妈说我爸爸的党费包在我身上，我这不是明摆着跟我妈做对吗？实在不行我就去找居委会岳主任，别再找我妈催缴党费，每年让他直接与我联系，我正盘算着怎么对付这件事，这时，有人敲门，护工打开门，我一看，是我爸爸单位的五位领导，一个正头，两个副头，工会主席，办公室主任，企业五大常委全部到位，办公室主任还搬来一大箱香蕉放在门旁，我爸爸单位的一把手是个团政委转业军人，特别善于做思想工作。 他一边和我爸爸握手，一边问候我爸爸，一边表示着深深地歉意，他给我爸爸讲了现在单位的基本状况，面临的困难，怎么迎接挑战，企业的前景，说完这些，他话锋一转，说：“马师傅，您的退党申请书写得太是时候了，对我们触动很大，我已经让王主任把您的退党申请印发给了企业所有党员，人手一份，让他们深刻领会学习。您一个站不稳，行无力，耳已聋，口无言的老党员在病榻上，在不能为党工作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是对党深深的愧疚。我们企业的党员缺少的就是马师傅这种对党感恩的心，在企业面临着诸多困难的时刻，我们党员不能站在群众的前面起到先锋模范作用，要我们这些党员干什么。马师傅的退党申请书，不是退党申请书，是对鼠目寸光的人一种嘲弄，是对自私自利的人一种挑战；也是基层党组织如何服务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一剂良药。在大是大非，在党和亲情面前马师傅毅然决然地站在了党的一边，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干出这种事，不，才能做出这种伟大而痛苦的抉择。” 说着他看着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拿出五百元钱递给了厂长，他郑重地递到我爸爸的手里，说：“您的党费问题，今天上午经党委会研究决定：从今往后党费由单位为您代缴。” 他握着我爸爸的手，“马师傅啊！对不起，我们来晚一步，您受委屈了。” 我爸爸听完这话受不了了，呜呜地哭了起来。“马师傅啊！”厂长也泪如泉涌，“您在退党的最后时刻还为党牵肠挂肚，怕国际和国内的反党势力因为您给党带来可以利用的借口，作为反党言论。” 厂长说着扭过头来问我，“你爸爸以前做过地下工作没有？” 我说:“据我了解，没有。” “马师傅啊，您真是用心良苦啊，您真是我们党的一块宝，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子啊。您的退党申请四个字，就是赤胆忠心。” 我爸爸听完最后一句话嚎啕大哭，谁劝也无法停止，带得在场所有人都此起彼伏地哭了起来。 | 
发表于 2013-3-15 15:51:54
发表于 2013-3-27 14:2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