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化：考古与发现》文集后记

谭新

《六朝文化：考古与发现》文集后记




公元190年以后，中国陷入不同政治势力相互混战的动乱局面之中，经过多年的争战，到公元200年以后，最终形成了曹魏、蜀汉、孙吴三个国家政权鼎足对峙形势。




公元265年，司马氏代魏建立西晋，到280年晋灭吴，再次统一中国，但是到公元316年，随着西晋愍帝司马邺被匈奴人刘曜所俘，西晋政权宣告覆灭；317年，原为西晋琅玡王的司马睿在东吴旧都建立了东晋政权，而广大的北方地区则成为入主中原的不同少数民族首领所建诸政权的逐鹿舞台，这种状况直到公元439年北魏重新统一北方才大体结束；而南方司马氏政权在公元420年也被刘裕建立的宋政权所取代，历史由此进入了南北朝时期。北朝北魏政权后分裂为东、西魏，又进一步演变为北齐、北周政权，南朝刘宋政权也先后经历齐、梁、陈三代更替，到公元589年隋灭陈，中国才完全结束南北分裂、东西纷战的状态。中国这个动荡不安、多权并立的历史阶段竟然延续了将近400年。




毫无疑问，国家的分裂，战争的不断，给人民造成了无限的痛苦。当然，尽管如此，在不同政权统治的区域内，也有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创新，从而出现了多种文化体系并存的格局。就考古学而言，这一时期，不同政权的都城在规划思想和功能设计方面各呈个性，但中原地区则出现了从东汉南宫、北宫的多宫城制向单一宫城制的转变，曹魏邺城考古见证了这种转变的完成。自单宫城制出现之后，一直规范着此后两晋和南北朝直到宋元明清的都城宫城制度。此外，东晋都城建康出现的郭城、都城、宫城三重城垣及多重宫垣之制，北魏都城平城和洛阳先后出现的里坊之制都对后世都城制度以有力的影响。




这一时期，在帝王陵葬制和一般墓葬制度方面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帝陵制度方面，从秦汉帝陵的大肆营造和过分铺张，到提倡薄葬，不封不树，不立寝殿、园邑，开启了一代新风。不过，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对传统陵制的复兴，到南北朝时期，逐渐又发育出不同政权体制下的帝王陵葬制，考古发现的大同、洛阳、河北磁县、咸阳等地的北朝帝陵以及在南京、丹阳发现的南朝帝王陵都呈现出各自的制度特征，如北魏帝王陵，陵区出现陵冢、佛教寺庙、陵园，神道石刻中出现高大的翁仲，西魏时出现天禄、辟邪、石虎，北齐、北周也出现神道石雕翁仲；地下墓室则由汉代的多室或前后室演变为单室再到多天井、过洞、壁龛、壁画单墓室之制的出现；南朝帝王陵出现墓阙，神道石刻中有石兽、石碑、华表等。这些方面既有别于汉代陵制，同时又为隋唐帝王陵制开创了诸多因素的现象，成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文化特色。即使是这一时期普通人墓葬，也显示出强烈的地域风格，从而成为今人了解这一多政权并立时期各种文化激烈竞争并最后再次趋向统一的过程的宝贵资料。




介于汉唐之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六朝”即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定都于长江南岸的建业及建康（今南京），加之北方人口大量南下，对促进我国南方地区的迅速开发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南方地区经济文化逐渐在我国宏观区域布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也融入中原文化，特别是鲜卑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在“孝文帝改革”的推动下，使鲜卑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大推动了北方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和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资料方面可以发现，当时南方地区的青瓷器业独领风骚，几乎刷新了秦汉以来的物质文化面貌，并且在北朝后期也引发了北方地区瓷器业尤其是白瓷的兴起，从而为我国隋唐时期瓷器业的全面发展和“南青北白”瓷业大格局的出现写下了不平凡的开篇之作。其他如建筑业、铜器铁器铸造业、钱币业、金银加工业、玻璃制作业等各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总之，南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共同进步，为隋唐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即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大融合的奇观，在考古资料上，如石窟寺、佛教寺院及其他佛教建筑、佛教造像、佛教绘画、莲花纹和忍冬纹等装饰图案几乎出现在每一个政权的统治地域内，并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佛教的刺激下，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文化体系也逐渐成型，加之儒、佛、道的碰撞和交汇，使这一时期的各类文化现象都呈现出时代的巨变和文化上的逐步整合，这正是后来高度发达的统一的隋唐文明得以产生的强大思想根基。




可以认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约370年间是我国从上古文明向中古文明转型的关键时期，它第一次让东亚的中国文明融汇了南亚佛教文明，也是第一次让中国文明全面地进入朝鲜半岛，又通过朝鲜半岛广泛传播到日本岛，从而推动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统一色彩的“东亚文明体系”的初步构成。




在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过程中，既可以有以文献资料为主建设而成的史学体系，也应该重视考古实物资料所反映的更为生活化的甚至是文献失载的历史细节体系。南京作为 “六朝故都”所在，通过考古学资料研究“六朝”的历史与文化长期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早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任职于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改称国立南京大学，后又改称南京大学）的教授朱希祖、朱偰等就开始了六朝文物的调查和研究；1949年后，蒋赞初先生等以南京大学历史系为基地，持续推动了中国六朝考古学术体系的建立，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等文博机构也为六朝考古研究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说我们今天能继续在六朝考古方面取得点滴成就，完全是建立在前辈的劳动成果之上，为此，我们对各位先师的学术贡献将永远怀着无限的敬仰和感恩之心！




我很荣幸地于1977年参加高考并得以进入南京大学学习考古学专业，从此与考古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参加或主持过30多项田野发掘调查、勘探工作，涉及的时代几乎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明清时代，虽然“六朝考古”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却始终是我最为喜爱与倾心的领域之一。我的六朝考古的知识最初得益于恩师蒋赞初先生的教诲。记得30多年前，我在南京大学求学时，先生专为我们讲授“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课程，还开设有“南京地方史”课程，其中也涉及到不少“六朝”的内容。此外，南京博物院的罗宗真先生、南京市博物馆的李蔚然先生、北京大学的宿白先生、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的朱伯谦先生、龙门石窟研究所的宫大中先生等也分别为我们开设过有关六朝“墓葬”、“陶瓷”、“佛教”等专题讲座课程，又进一步完善了我们的“六朝考古”知识。从南京大学毕业之后，我到南京博物院考古部工作，在纪仲庆、邹厚本、尤振尧等先生的指导下，负责过一些六朝墓葬的田野发掘。1999年，还得到南京艺术学院阮荣春先生的邀请，参加了他所主持的中日合作“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的课题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国开展了东汉、吴、晋时期与佛教有关的文物遗存调查研究工作。不过，真正让我多方面地接触六朝考古实践大约是从1995年前后开始的，那时，南京的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埋藏在地下的大量文化遗存竟然毁灭于挖土机下，令人心急如焚。1994年，我在协助镇江古城考古所所长刘建国兄组织“城市考古座谈会”时，多次参观他们的城市考古工地，还和建国兄探讨在南京如何开展“六朝城市考古”的问题。1996年开始，我应南京市文物局局长谭跃先生之聘，得以进入南京市文物局工作，1997年负责筹建“南京市文物研究所”并主持研究所业务工作，从1996年到2002年，在国家和省市文物主管部门的支持下，我先后主持了“六朝帝王陵考古”、“钟山六朝坛类建筑遗存考古”、“栖霞山南朝石窟考古”、“南京栖霞区萧伟墓阙考古”、“南京六朝石头城遗址勘探”、钟山一号寺和二号寺遗址的发掘、苏浙皖境内六朝青瓷窑址调查、南京雨花台区和江宁县六朝墓葬发掘以及南京市区几十个建筑工地的六朝地层出土文物调查工作等，在大量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完成了“六朝瓦当”的学术体系建构，又初步进行了“六朝都城”的复原研究。这一阶段的工作，我要特别感谢原南京市文物局局长谭跃先生以及魏正谨先生、吴荣发先生的支持以及车广锦、邵磊、王国奇等诸同事的友好合作！当时的中山陵园管理局局长王学智、书记刘伯生、副局长余金保、文物处长王前华、栖霞区文化局长徐莉莉等也给予我们的考古工作以诸多合作。南京市园林局局长许宏同志、南京市旅游园林局局长汪振和同志、南京栖霞寺办公室的徐业海、现《东南文化》编辑部主任毛颖同志、江苏省文物局的吕春华同志也给过我们考古工作以很大支持。正是这些极其宝贵的支持与合作，使我主持的“南京钟山坛类建筑遗存考古”获得了“2000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这次发现的坛类建筑遗存后来也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六朝石头城考古发现还被南京市委、市政府列为“考古遗址公园”的重点建设项目。萧伟墓阙的发现遗存也得到了有关方面的积极保护和展示。




2002年以来，我一边在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一边还是尽量坚持参加田野考古工作，先后主持了多项田野考古发掘项目，其中包括南京六朝石头城遗址的发掘。近10年来，我还应邀多次往韩国和日本做学术交流，这促使我有机会对过去的田野工作做出较系统的思考，本书中收录的多篇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在研究工作过程中，我得到过许多专家学者的帮助，如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及我的恩师张之恒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徐苹芳先生、刘庆柱先生、李毓芳先生、邵望平先生、朱岩石先生；江苏省文物局的局长龚良先生、副局长刘瑾胜先生以及苏同林、束有春、李民昌诸先生；南京市文物局的局长张年安先生、局长吴秀亮先生、副局长杨新华先生以及衣志强、曹志君、张宁军和南京市博物馆的华国荣、王志高诸同志等；直接参加我的田野工作的同志有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的路侃、王碧顺、周桂龙、杨宁波等；与我合作完成部分文章的有原南京大学的本科生郭怡、研究生冯慧、李洁、邬俊；有南京东南大学的著名古建筑专家朱光亚教授、研究生刘巍同志等，在此向他们的长期的关心支持、真诚合作和辛勤付出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这本文集的编辑过程中，我得到了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陈谦平教授、副主任水涛教授的支持，得到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于晓磊、硕士生吴璟昌、曹玲玲、包桂红、熊玮、汤莹莹、黄孟、王腾、张潇、孙望、杨平平等同学的帮助，还得到了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的李志平、吉玉、安圆圆、干有成等同志的帮助，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我衷心的谢意！三联书店出版社的朱蓓静编辑和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陈波老师也为本书的编辑工作提供了帮助，尤其是蓓静编辑与我反复沟通，我给她添加了许多工作麻烦，在此表示真诚谢意！                                                                                                                        

最后，感谢“南京大学人文科学基金”的支持，让我有机会选择从事考古学以来所发表的有关六朝考古的近40篇文章，编辑完成这部《六朝考古发现与研究》的专题文集！


2012年12月5号

于南京大学文科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