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虹：《北京断章》

人人文学

十一



“四人帮”粉碎以后我们最大的变化就是，音乐课上学了一首新歌。

我最喜欢上音乐课。年轻的沈老师眼睛很大，穿细白格子的衬衫，拉一个手风琴。后来我回想她的模样，已经记不清了。也许根本不美，只是拉着手风琴在树下唱歌的样子，风味独特。当时我们全班同学在一起如果有共同话题，就是议论她的美丽。

我不喜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这首歌，它听起来苦巴巴的。我还是喜欢《红蜻蜓》，或者“一起度过欢乐的节日”之类的。当然还有《我们的田野》：“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弯弯的河水，围绕青青的稻田……”

上音乐课是在操场上。因为和其他几个上体育课的班一同上课，现场非常混乱。高年级的学生踢球，他们的球总会滚过来，不是踢到谁屁股上就是滚在老师脚边，唱歌就不得不停下来。这种混乱使学生可以有机会逃课的。逃课的一般是男生，女生都很规矩地坐在前排。有时候，我也和风子假装上厕所，悄悄地溜掉。我虽然爱音乐老师，但更喜欢在操场的角角落落，远远地听那些歌迂回曲折地传来。那些简单的旋律听一听也就会了。

今天我们学一首新歌，沈老师说，叫《焦城山》。“焦城的山啊，焦城的水，焦城的山水实呀实在美……”她照例先唱了一遍，那首歌的旋律并不好听。“唱《红蜻蜓》吧，唱《小松树》吧。”乱七八糟的倡议淹没在手风琴伴奏里。沈老师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但她的音乐没有停止，我们也就随着她的旋律听下去。

唱《焦城山》的这几堂课，我和风子溜到教堂后面去。那里一拐弯，有一排平房。杂草丛生，满地土砾。平房的玻璃破了几块，全是灰尘。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以后，虽然北京的建筑没有被很大程度地破坏，城市里仍有很多废墟。风子是一个冒险家，我跟在风子后面，头发被风吹得四散。遥远的旋律迂回曲折地传来，还可以远远地看见男生们在踢球。风子有时候就默默呆立一会儿，看“谁谁的哥”。她相信他们的眼神，但其实这么远的距离，谁也看不清谁。

我们就在废墟和杂草之间徜徉，终于发现一间破屋。风子找来几块砖头垫着，扶着我。我踮起脚向里张望，根本看不清。我俩双手照在玻璃上俯头一看，里面全是硬纸壳子和废报纸，角落里堆放着几根木头。“焦城的山水，实呀实在美”的歌声传来。

这不过是操场后面几间废弃的平房。不远处放着教工们的自行车。车棚全都漏雨了。车子杂乱地、歪歪扭扭地摆放着，拥挤而倾轧。很多人从来没有去过那儿。他们根本不知道这里是我们的乐园。但是每次都还没玩够，上课铃就响了。我们只得匆匆地跑回去。

人人文学

十二



大约是黄昏的时候开始起风的。地上的尘土、雪糕的包装纸、塑料袋和废报纸在角落里打着旋儿，空气中飞沙走石。他们的话也被土粒撞飞了，没有再连成整句子。报纸上管那样的天气叫作“沙尘暴”。后来风子回想起来，她和少年时代的恋人安子的重逢，本应该风和日丽，花好月圆，然而却乌云翻滚、飞沙走石的——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老电影里的艺术手法，预示着某种严重的危机。但那个时候的他们年轻得连自己都来不及管，还不太来得及想未来的征兆。

风子对于自己的丰富经历，可以这样渲染，那样演绎，但她只古怪地说，她是这个时代许多个风子的名副其实的代表，其余的人都是她的翻版。有一次我在她的房间里翻看施咸荣译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忽然有一张照片掉出来。居然是一张她高中时代的黑白照片。很瘦，梳着短头发，穿的是那种碎花布的衬衫——那个样子倒是我熟悉的，笑意和神态果然都是她。风子一把夺过来看了看，一边往嘴里塞着草莓，怪里怪气地说，嗨，变得也就是这几年。风子的眼神果然全变了。说到这儿我俩都有些黯然神伤。风子的话正像点燃一挂鞭炮的火星，我们的眼神和我们的心相互碰撞，爆出“噼里啪啦”一阵滥响，然后都被炸得一时没了声息，时间就在一阵连响中，蜿蜒迤逦地蛇状消失。

分手又聚首，然后再分手，恋爱的节目反复上演。每一个人都是主演也都在客串。转场的频率越来越快。皱纹背后隐藏着伤心故事。男人为生计变老，女人为男人变老，青春为恋爱变老。青春是树上的苹果，时间是风，老去是飘向地心的重力，不可遏止——所以生命可以用横向与纵向两维来定义。定律作用于风子，风子只剩下一点灰影子在安子眼睛里。那双眼睛是忽明忽暗的两摊水，涟漪波澜之间这一点秘密水落石出。在安子断断续续的话语中，可以看见风子一岁一岁地长，他的心一点一点灰下去。仿佛她的每一次成长，都会不经意地把他的心烧煳一小片。

“这年头动哪儿都可以，哪能动心哪！”风子说。

多年以后我可以想象那两个我熟知的人——安子和风子——就曾经在这条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这街巷我还隐约认得，它们还依稀存留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下午的气息——菜市场的小贩还舍不得离开。满地菜叶。一个很脏的孩子“哇”地哭了，温暖被挤向角落……那天究竟是在艳阳高照的下午还是光线柔和的黄昏，我倒忘了。他们也忘了。但肯定也有惊险的橘红背景。背对着太阳走路，影子被抻成不合比例的修长。少年的安子用脚踢地上一块一块的石子土粒。踢远了，走过去，像足球队员罚点球那样，姿势停留在某个造型上，起脚再踢。踢过的痕迹是扬起的尘土。年少也就是这瞬间的事。风子跟在他后面，漫不经心地把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头发被风吹得四散。风子的头发也不是自来卷，是洗了头以后，用普通的黑卡子卷了，别上，干了再放下来，所以卷得非常生硬。她的上衣是细格子长袖衫，领口没有翻好地立着，细长的脖颈显得有点向前倾。胸侧微小的起伏，把衣服撑起几条纵向的皱折。

年少果然就是一个瞬间的事。在城市巨大而密集的坐标系中，风子们的窗口正对着另一些楼房的另一些密集的窗口，另一些密集的窗口也对着风子们的——她们是谁？她们在哪儿？哪一个房间放出沉郁的音乐？旋律X光一样穿透心肺，顺着血管畅流。木质地板上的光碟铺了一地。运动鞋很脏，歪斜着脱离了它原先的位置。一群人和三五个喝空了的两公升装的巨大矿泉水瓶子，散落，歪倒在地。有烟，有酒，有音乐，没意思。所有的平面都被杂乱占据。我们的记忆也烦乱一片，布满灰尘，和房间一样需要收拾。加了音乐，我、风子、风子们和安子们，就成了黑白片里的画面了。

我们行走的背景是灯红酒绿和来来往往的美女。安子的马仔二骚子忽然说，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啦。他和以前一样，说话总是冒。我们都没理他。我不知道他们，反正我的心思不在这儿，也不知道在哪儿。安子没头没尾地说声操，也没人接茬儿。这个时候我们自己也变成溢彩流光的霓虹灯，浑身上下闪烁着怪异的光环——脸是蓝的，头发是红的，肢体是绿的，身上是透明的橙黄。

时间的颜色像水，不知道从什么年代流过来，又缓缓地向什么年代流过去。

人人文学

十三



在秋凉的时候我们喝了酒，怀里涌了热气，就会胡乱说起几个熟悉的名字，好多时候是王小江。我们都说，如果王小江还活到现在，一定不是文化明星就是文化精英。二骚子却说：“他？有那么好吗？”他说话总是冒，我们都没有接茬。王小江是唐山地震以后转学来的。记得那天刚上课，一个漂亮的男孩子被老师推到前面来。众目睽睽之下，形单影只，嘟着嘴，耷拉着眼皮，侧身用手抠墙皮。他重心放在一条腿上，另一条腿打着晃，一会儿又换一条腿。

王小江长得像女孩子一样，小尖脸，大眼睛，头发自来卷，穿条绒裤子。当时我们好多同学的裤子膝盖和屁股的部分都打着补丁，穿条绒裤的孩子实在不多，况且他还是男孩子。

他满口南方话，把“这个东西”说成“葛个莫字”。“大便”不叫大便，叫“擦污”。早晨上学好几次遇到他，总是他爸爸推着自行车送他来。我们班男生老远就冲他扔石子。冲他起哄。他爸爸严厉地驱散他们：“走开！”要是二骚子他爸老柴头，肯定大喝一声“滚！”或者“去你妈的”。王小江的爸却说“走开”，那帮孩子一哄而散。

后来王小江换座位换到我的后面来，我就非常高兴。上课时，作业本从纵行的最后一个同学，一个个往前传。我偷着回头，瞥一眼他摊在桌上的字。他描过字帖，字写得非常好。每逢带“勾”的笔画，比如“划”字，他就着重加一个十分帅气的笔风。那时我哥哥已经上初中了，平常总说，王小江的字比我们班谁谁谁都好——他把重音放在谁谁谁上，而这个谁谁谁总是变换。比如他刚跟王大八打架，就说，王小江的字比王大八好多了。再比如他刚刚揍了小拖，就说，小拖那两笔赖字，怎么能跟王小江比！他从来不说王小江的字比他自己还好。我已经想到了这一层了，估计他也知道我想到了这一层，后来他避实就虚，斜着眼道：“真差劲啊——你瞧瞧人家王小江！”

我倒并不生气，把我的名字和王小江连在一起，我心里无比甜蜜。

王小江路上碰上我，从来不说话。只有我俩单独在一起时他才笑嘻嘻说：“狗熊，大狗熊。”我扭头便走。他追上来揪住我的书包带子，说：“王小江大水缸。”以示扯平。我坐在王小江前面，他倒不骚扰我。只有一次，他用桌子在后头推移我的椅子，以便占据更大的空间。我很想学我们班女生干部的腔调，回头白他一眼，说：“讨厌，告老师去！”但是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只回头拿起他的铅笔盒——我瞥见上面有一个脖子上系白围巾的工人——惊堂木似的向下用力一拍！

下了几场雨之后，秋天很快来了。也不过才十一月初，天气就显出了寒气。那几年北京好像特别冷。院子里各家的蜂窝煤早就备好了。但要是生炉子，又嫌太早。我从小怕冷，秋天的气味里隐藏危机，阴霾的天气简直让人绝望得想死去。

有一天放学王小江揪住我的书包带说：“我爸出差去了，下午上我们家玩去。”不想风子跑过来大大咧咧地说：“行行，下午我们找你玩去。”

王小江家在王府井南口的部队大院里。他们家住二层，楼下是一个老头，也许才五十多岁，反正我和风子及二骚子都叫他大爷。我们大部分时候看见他不大理会——除非他的筐里有质量上乘的树叶——我们在秋天的时候正热衷于“拔树根”：两片叶子的经脉相交，看谁的先断掉。有的“树根”粗壮，但是很脆，不经拔。那种颜色深而且软的，往往有很好的韧性。男孩子常把“树根”放在鞋里，据说那样可以保证它的柔韧度。总之在我们眼里，五十岁和三十岁具有同样的意义。因为所有的大人，都是些老人了。

这老头名唤“阿基子”，也不知这名字是不是源于罗马尼亚电影。他秋天的时候总背一个大筐，到附近方圆多少里去捡树叶。他的筐里有各式各样的树叶，巴掌大的梧桐叶、枯黄的一串小叶片、萎缩卷曲的圆叶子。有时他在前面走，我们悄悄跟在后面，在筐里一抓就是一大把。在他发觉之前我们已经迅速逃掉。秋天还没有全过去，阿基子的树叶就在围墙一角堆成一座小山了。

王小江带我们到他家阳台上俯瞰地形。他家阳台上堆积着大木箱子，一角堆着过冬的蜂窝煤。煤堆里长出一颗黄豆芽。他手叉腰说：“信不信，我敢往下跳！”风子不屑地微笑。二骚子不由得往后退了两步，手扒住阳台的门框，惊惶地看着我们，好像随时要有人把他扔下去。王小江大笑道：“蒲志高！”凡是王小江得意忘形的时候，我就故意转过脸去不看他，扭身胳膊搭在阳台的水泥台子上。

从上看，院墙很高，上面布满铁丝网。树叶的山尖，距二楼王小江家的阳台也就差了几尺。风一吹，浮皮潦草地卷起几片叶子，棕黄斑驳地铺了一地。

王小江满不在乎地双手一扒，翻坐在阳台上，俯身脸贴台面。他一侧脸，脸被压得变了形，笑容也变了形。他也不说话，抬身屁股一扭，往下一扑，棕色衣服陷落在密密匝匝的棕黄的树叶里，像一粒石子落进水面，水面即刻平复。

我眼前一花。眼睁睁地见他挣扎几下爬出来，头顶着几片树叶，兴奋地冲上喊：“跳啊，快跳啊！”他嗓子都哑了：“谁不敢跳，谁就是吃卫生球长大的！”

二骚子脚步往后挪动，眼光躲闪地看着我们讪笑道，我想撒尿。

我害怕的时候，往往脸上显露出不屑的神情，但是脸却很烫很涨。我慢慢攀上阳台，一条腿横跨出来，一只脚别在栏杆里。我往下看见王小江的脸很清晰。他学大人的样子，一边诚恳地点着头，一边像对孩子一样张开双手对我说：“来吧，没事的。没事的，真的。”其实他也不过比我大半岁。

树叶的山尖，离脚倒不远，我只需要跳远一点。我不记得当时的恐惧，只记得风子扶在我背上的那只手的温热。我一闭眼，恍惚间就陷落在云雾里。树叶的断茬扎在脸上和脚腕儿上，听得见“咔嚓”“咔嚓”的断碎声。尘土扬起，令我窒息。我被埋没在无边际的叶子的旋涡里，眼前是黑暗，只有点点阳光，隔了缝隙点点照射进来。

“王小江！王小江！”我捂着鼻子大叫，“在哪儿呢！”“在这儿呢！你别乱动。”王小江嚷。我听见他距我近在咫尺。但我陷得太深了，只得游泳一样奋力向上攀援。四周是软的，身体如在旋涡里，几次滑向边缘。我孤独无援，欲罢不能。

忽然有人攥住了我的脚腕子，把我横着拎出来。我大头朝下，有些晕眩。在地上站稳了，用手拨开粘在头发上的树叶儿。脚腕子划破了皮，渗出血来。恍惚间看到眼前很肥的破裤子和一双绿胶鞋，才意识到阿基子围着我暴跳如雷。他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只觉得音量震耳。我恨不能缩成一片叶子。他蹲下来很近地面对我的脸时，我看见一张骇人的愤怒的脸。

这时候“哗”的一声，风子也从天而降。二骚子却又在楼上尿了裤子。

王小江大笑起来，兴奋地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儿。嚷道，你们等着，我敢站着跳。我们定定地注视他，惊魂未定。王小江狂奔回家。站在原地可以仰望王小江的身影在二楼阳台上出现。“我敢站着，你们敢吗。”他大嚷，“谁不敢谁就是吃卫生球长大的！”

北京的秋天还没真正来，秋天的味儿倒是提前来了。干燥而清冷的，带着深远意味的，无可奈何的。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令人绝望的寂寥的阳光，和那天下午阳光的气味。我也清楚地记得明亮的阳光慢慢变作树枝后面夕阳的暗红。我们跳了数遍。嗓子喊哑了，人也疯了。阿基子气得去找王小江的爸。暗红慢慢浓重起来，云朵的颜色奇异而怪诞，核心是透明的白，不知怎样又过渡成边缘的红，周围细碎的云彩如淡红的水渍。“小孩，干什么哪？”一个院里路过的人冲我们喊。我白了他一眼，我只在黄昏模糊的暗影中看见他的轮廓。王小江已经站立在二楼阳台的边缘，在我回过头的一瞬，他的一只脚趔趄了一下，整个身子斜着栽下来。头先撞在钢铁一样的墙壁上，再被弹向地面。远处高大的杨树的上半部轮廓，被天边的一丝白光映衬成黑色剪影——那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式的黄昏，亲切、平和而安宁，俗气中又处处笼罩着一股神秘。惊险的情节就在那一刻发生。风子剧烈的尖叫从楼上传来。人摔落地面的声响音量并不大，我却被炸得粉碎。冻结的土地僵硬冰冷，一些眼珠被霎时冻结，我的眼睛在那一瞬失明。是别人告诉我，树叶般跌落的王小江距离叶堆的边缘，也就偏差了几尺。

我看大人们躲闪的眼睛，我捕捉他们空洞的眼神。树叶、楼群、水泥和王小江之间忽然关系紧张，交构我的崩溃。“是你们班的吧？”一个人突然问，他的声音并不大，我简直听见晴天霹雳。好像他是在问：“是你们干的吧？”我想疯狂地逃跑，却又呆立不动。在斑驳的旋涡边缘，狂奔而来的人群胡乱践踏我们的哭叫。鞋要飞了，人肯定没戏了。一些见多识广的大人肯定地说。

在我的眼睛重新睁开的时候，窗外头已经是冬天了。那些个冬天的下午，连空气也是寂寞的。柏油路面灰暗冰冷。院门口的台阶上，平常怎么扫怎么有土，现在一摊一摊结了冰。院里每一家都以不同的角度，伸出一只铝质的烟筒，下面是一坨泛黄的冰冻的烟油子。每次路过胡同里那个公共厕所，里面出来的男人睡眼蒙眬，漫不经心地吹着口哨，一边用一只手系着裤扣。街边晒太阳的老头咳了一声，咳出一口痰。

人人文学

十四



梦境与呓语一同分裂，院落依然完整，树比我们长得快。仿佛一觉醒来，黑白的画面变幻了色彩，周围的声音已经远去，枣树的颜色也暗淡下去，人瞬间变作黑白照片，他们——我、风子们和安子们——那些知名和不知名的人们和他们的过去，海市蜃楼般原地消失。变异、发展、成长，使我和我所熟悉的城市之间加了哈哈镜，彼此都变得陌生和恍惚。少年时代我所熟悉的面孔，已经成为物业公司的老总、房地产老板、油光水滑的海归。他们的面孔逐渐老去，步入中年的他们，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有规律。他们说话的腔调和口吻，也越来越滴水不漏。

新一代年轻鲜艳的女孩子们，身体挺拔地哒哒哒地一步步走过，给我看妖娆的、高傲的和孤独的背影，走过的瞬间，青春已经在我身后了。当下的生活被很多好听的名词充满，比如流行、财经、网络、传媒、商业、包装，还有一种叫作文化的东西瘟疫一样四处蔓延，把人都传染得感冒，连打喷嚏。文化人由此张扬起来，拿腔拿调。街边，总有打手机的IT人嚷，对对，这是我们做的。广告公司的小老板说，对对，上次演唱会是我们做的。媒体人嚷，对对，我认为这个个案，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做。如果你路过大商场门口，外省推销化妆品的女孩子会热情地包围你，恭维“小姐好有气质哦”，不由分说拉着你的手涂抹着一些水脂和油膏。但她们一旦被得罪了，立刻会瞥着你说：“嘁，有没有文化呀。”

我哥哥他们上初中以后就去学工学农了，后来又拉练。冬天说来就来。下雪的时候，储存的大白菜得用棉被盖上。这些事情就得我们孩子帮着干。那时候北京特别冷，二骚子的手都冻裂了，鼻涕常常凝结在脸上，头发上抹多少油条的油也没用。我穿了我哥哥的旧棉袄儿，两个棉手套用一根绳子串起来挂在脖子上。棉袄裤裤收缩成枣核形状，远处看起来像一头熊，就地一倒就能顺坡滚动。风子依然美丽，她妈妈常常唠叨她“若要俏，冻得小狗汪汪叫”。她妈妈和我妈妈倒是有无尽话题。我妈妈很会织脖套。当时戴脖套是奢侈的，只有讲究的人才用脖套和套袖。套袖也有很多种，最普遍的是一种蓝的，像公社会计，而我的套袖是花的，冬天写字时袖子不会太显脏。她们见了面永远谈脖套和袖套。而且总感慨“衣服又小了，又小了”。我那时一直以为衣服放一段时间就会自动变小。

雪倒不是鹅毛大雪，而是细碎的，盐末一样，纷纷扬扬，沾到脸上就化掉。我们家的蜂窝煤老早就预备好了，生火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劈柴是绝少不了的，废报纸一燃就着了，晚上还得学着封上火。

我把几块白薯放在炉子上，它慢慢地熟了，皮焦了，翻一个个，再烤。香味弥漫。我从屋里看外头，对面风子家的房顶，随着瓦片的凸凹起伏，一棱棱净是灰色的雪，像是一排黑灰白的平行线。虎子是一个典型的享乐主义者，它专门睡在离火炉最近的暖和地方，睡得惬意的时候，侧身四肢伸展，打着呼噜。把它弄醒了，它漫不经心地瞥你一眼，翻个身，换个姿势再睡。

下雪了，风子来敲我家的门，我透过窗上的冰花看见一张兴奋的花脸。“咱们下午去东单公园吧。”风子说。

我们已经四年级了，可以去东单公园了。就像到了二年级，可以用钢笔，三年级可以换一个吸铁石铅笔盒一样。满了十五岁，可以戴胸罩一样。去东单公园父母当然是要反对的，但在我们看来所有的大人都在联合起来窒息我们的心灵。因此，我和风子的友谊有着坚实的基础，心灵的沟通成为每天的需要，抵抗家长使我们无数次合作。比如合伙骗家长到公园里去玩，和男生结伙去游泳、滑冰，把家里新买的自行车骑出去，互相证明没有缺课等。我们斗志昂扬，无坚不摧。

北京的东单公园是一个坏孩子去的地方，是北京的流氓窝。我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部电影叫《苦恋》，女主角冷眉是一个冷艳女子，穿了流行的天蓝高领毛衣。很多人都说，冷眉是东单公园出来的。到了一九七九年，也有许多旷课的半大孩子聚集在那里。他们穿着白边懒汉布鞋，书包带长过了屁股，裤腿特肥，盖了脚面。走路一晃一晃的。“交个朋友吧。”他们说。即使走在街上，我们也只需一眼，就能把他们辨别出来。他们就是“总去东单公园的那帮孩子”。

风子走在我们几个孩子中间。她个子高，头发卷曲。刘海儿的一边有意无意地垂下来，挡住一只眼睛。她的大肥裤子是蓝的确良的，裤腿拖地，书包带很长，走路时两手的拇指钩着裤兜，一晃一晃的。这时候市面上已经有人开始穿喇叭裤了。风子却穿一条很普通的裤子，但她的腿很长很挺拔，裤子穿在她身上，真的好看。这一般是上了初中以后的女孩子的做派，但风子似乎早熟，她肥壮得十分圆满，小学四年级个子和身段就长得跟初中生一样。

风子最近看人也新采用了一种侧头斜眼的方式，从睫毛下方看过去，目光迷蒙。按照冬云的话说：“她们就是这样的。”可是她们是谁？我隐隐感到远处有一大群人斜着眼睛看过来。她们就是未来的风子们。

男孩能准确地嗅出她的不同来。刚进门，门口就有两个男孩子吹了口哨。那个在操场上叱咤风云又神出鬼没的“谁谁的哥”安子，终于梦幻一般出现。我们在这一片常常能看见他，谁也不清楚他住在哪儿。他们见过许多次，却没有一次真正的结识。他真的到了眼前，她又含笑不语。现在，他正在慢慢凑上来。

安子挡在我们前方，另一个在不远处游荡。“那孩子，干吗呢？”安子笑着说。他说的“那”是“内”的音。我们那时候互相都叫“那孩子”。

“管着吗？”风子的眼风溢彩流光，表情生动。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已经自动脱离了我们，一个人游荡到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安子跟过去。他也穿着特别肥的拖地的蓝色的确良裤子。书包带子过了屁股。对她低头笑道：“交个朋友吧？”

这么老套。可是明知道他会这么说，我们还是在旁边笑得打战。风子一面咯咯地笑，一面骂他讨厌。其实她后来的幸福时刻并不多。她的后来，无非是漫长的无聊，将一小片一小片渺小的幸福联结起来。

安子跟过来用肩膀撞了她一下，回手拉风子的书包带，她咯咯笑个不停，闪开他，回归我们，红着脸催促我们快走。但是我们走得再快，也快不过他们。而他们倒不越分，只远远地跟着，不知道说笑些什么。他们和我们各说各的，彼此影响，仿佛期间倒有无尽乐趣。我看见雪把风子的头发润湿了，顺着发丝结成了冰。她的眼睛黑亮，表情娇媚动人。下午刚下雪，还没有什么人踩过，地上是保存完好的薄薄的一层。远处的一群孩子已经打起雪仗来了。

雪还在下。山下的假山石和台阶都非常滑。我们插了空偷偷上了山坡。走在山坡的土地上，雪一踩“咯吱”一响。我的红花点的棉鞋边缘，沾得全是雪和泥。风子的黑棉鞋已经变成灰白颜色。冬云穿一件黑色短呢子大衣，她妈妈穿她剩下的。呢子大衣质地倒是一般，上面净起些毛毛小球，但是扣子却是有机玻璃的，像一块透明的糖，我总想“咔嚓”一下把它一咬两半。

山上全是树，一棵一棵的小松树，彼此枝蔓相交，密集繁茂。我们仨挤在一个低矮树木的空隙处，蹲下。风子的大红拉毛围巾在树枝间一搭，边缘垂下。她的拉毛围巾是她妈妈连夜排队买的。我除了买了一条同样的拉毛围巾以外，又买了一条蓝色的“三用巾”。就是一个蓝色的松紧脖套，也可以一头扎起来当一顶帽子戴，还可以当手笼。

我的粉红色纱巾、冬云的蓝色纱巾与拉毛围巾交叠在一起，构造成一间精致的彩色房子。雪纷纷扬扬地下，轻轻覆盖。我们的脸都冻得通红。风子没有戴手套，我卸下一个手套让她戴上。安子他们在远处找我们：“那孩子嘿，跑哪去了？”远远的声浪像两匹流浪的狼。没有他们作为背景，我们的秘密就不成为秘密，偷笑与兴奋也就淡而无味无从谈起。时隔多年我已学会许多宏伟的辞藻和流行话语，但它们都太华丽了，无以形容那天的简单快乐，那种快乐只属于孩子。现在，我头脑里只会不断出现“多好啊”或者“真好啊”的感叹。我的想象力已经失灵，语言丝毫没有长进。“多好啊！”“真好啊！”我和风子及冬云嚷着，尖叫，大笑，彼此以肩膀你拱我我拱你，拥作一团。后来我没再有风子一样的朋友。后来我和风子很好，但是再好，说话的时候也保持着礼貌的距离。

房子以外树枝交叠，雪末飞扬。忽然有两个大人走过，依偎在一起。我们蹲在隐秘处，只能看见他们的腿，是很肥的棉裤。男的穿翻毛棕色大头鞋，棉猴儿盖住膝盖，也没有什么特别。女的手套倒是有几分俏，花毛线织的。他们的腿踱过来又踱过去，站定了，好像谁说谁讨厌，又吃吃轻笑，抢夺什么，又推了一下谁，然后安静下来。他们完全没发觉潜伏在暗处的我们。风子探头朝上一望，触电一样缩回头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笑，然而我们三个彼此对视一下，忍不住偷笑起来，又要用手拼命捂住，我简直笑得肚子痛了。

冬云悄悄说，你们有没有看《望乡》。我们都摇头说没有看。冬云说，就是一个大胖子，光着屁股，把一个女的扔到床上。我和风子紧张得脸都红了。风子小声问：“然后呢，然后怎么样？”

一会儿风子悄声说：“我姥姥说，女孩子到了十一二岁就是这样的。”我们都问是怎么样的？她俯耳热气呼在我耳朵上说就是要流血。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冬云轻声问：“那男的都知道这些吗？”风子肯定地说：“不知道——女的都不说，他们就不会知道。”“那怀孕是怎么回事？”我和冬云期待地看着风子。风子说：“你们连这都不懂，男的女的亲了一下嘴，就怀孕了。”我很诧异，对照着看过的小说或者电影，果然男的俯身亲吻，过了些天女的就大了肚子。我说那如果不亲嘴，唾沫沾到呢？结果一下子把风子给问住了。

那天安子终于抢了风子的书包。她追过去。两个人抢作一团，跑到山洞里去。最终风子还是抽了他的烟回来。那是第一回，我们近距离看清安子。

人人文学

十五



八月到来的那天晚上，午夜十二点时的大街上一辆蓝色现代横冲直撞，就是我们几个坐在安子的车上。夜风把夏天的气味急急地灌满胸腔。我们把车开到八十迈在街上瞎逛。蓝色饱满的车子像一只质地很好的抛光皮鞋，信步晃到北京新建的一些街道上。这些街道已经让人完全不认识了。是南池子还是东华门还是西单或是灯市口？它们的名称定位在北京的坐标上，但它们却已面目全非。以前北京的路程从哪到哪都那么遥远，北京无尽头的大，自由行走要受末班车限制。现在从理想到现实只需讲一个黄色笑话的工夫。安子讲了好多个黄色笑话，我们走了很远的路。

蓝色的现代在狂躁的夜风中一路狂奔疾驶而来。我们不知道从哪来和到哪去。我歪在后座上，看不知名的街道迅速滑过，沿途是一些陌生的街灯树影和不断变幻的黑白颜色。副座上的风子，触目惊心地在车前架起一只瘦骨嶙峋的脚。

那些天风子打扮得花团锦簇。她没有更多的衣服穿，就换各式各样的假领子。格子的，碎花的。那些都是她妈妈的，她偷偷穿出来。东风市场一楼柜台自然是我们经常光顾的，一毛八一串的圆珠子有各种颜色，可以串成项链偷偷戴在脖子上。风子一天比一天漂亮，学习可一天比一天差。

红领巾全改成绸子的了，我们也开始上早自习。王府井新华书店前面忽然很拥挤，买书的队伍排到了工艺美术商店。再往北，王府井儿童商店门口，不知什么时候，挂出一座日本的精工表。蓝色背衬，蓝色的方框。早晨，“咣当”“咣当”的一○三路有轨电车呼啸而过，车上的人像沙丁鱼罐头。上早自习要迟到的时候我也花五分钱坐一站车。我从人群腰部以下的缝隙里，看见指针永远是七点一刻。

“下车的同志请换到门口来。有月票的同志请出示车月票，没票的同志请买票。”售票员的声音呜里呜噜，像嘴里含了东西。

“咱们现在也学外国了。做开广告了。”车上的一个男人探头道。

“下车吗？”

“别挤！下！”粗暴的回答。

“怕挤呀？”前一个说，“怕挤坐小卧车去呀！”

那些天人们兴奋地反复说“排队”和“出口”两个词，像现在人们将“文本”“话语”和“后现代”常挂在嘴头一样。可见词语与时尚天生一对，双双弄潮。“排队”的意思无非就是前一天夜里或者凌晨出去，第二天把拉毛围巾、黑白电视和砖头录音机搬弄回家。“出口”是高级的代名词，按我的理解，它的意思也是“公园或者商店的出门处”。我这样的解释被我哥哥笑为傻瓜。他说：“公园里的出口，不是出口的，是出口转内销的。”这样就把事情搞得更加糊涂。

那天下午二骚子挤在我们家门口却不肯进来。风子和冬云可不管不顾。面对着新买的那个砖头录音机，小心地掀掉上面暗红的平绒。我一反飞扬跋扈的常态央求我哥哥：“爸爸妈妈没在家，就让我们听听吧。”我哥哥要挟道：“那你得先把垃圾倒了，平常太懒了你。”我们仨一溜烟把垃圾倒了。我哥哥又说：“作业还没做完呢。”我急了，说早就做完啦，不信你问她们。她们点头如鸡啄米。我哥哥又趁机骗取了我几张最得意的邮票。然后说：“傻瓜，对着它，你们仨说一句话。”我们互相看看，忍不住嘻嘻哈哈地笑起来，相互推让你说你说。话音杂乱交叠。最后风子对着它说：“呕。”我和冬云也说：“呕……呕。”我哥哥噼里啪啦地按了一阵按钮。它沙沙转动。忽然我们嘻嘻哈哈笑起来。一派杂乱的声音交叠——“你说，你说。”风子的声音：“呕。”我和冬云的声音：“呕，呕。”简直一模一样！震惊激发我们再次狂笑起来，互相推推搡搡。然后我们的狂笑又重新被播放。我们再一次爆笑。抬眼惊讶地看我哥哥，这个奇迹是他最先带来的。我哥哥满不在乎地说：“这都不懂，废物。你说什么它就有什么呗。”他的解释含糊其辞，等于白说。我们问：“那，你说什么它就有什么吗？”“当然啦。”我哥哥说。风子尖锐地问：“要是骂人它也有吗？”

那些天风子每天都兴奋地到我们家来，开始是因为我们家的录音机，她不知从哪借来两盘轻音乐曲子，直听到周围的邻居和我们有了距离，嘀嘀咕咕，翻了白眼。后来是因为我们家的大衣柜上嵌着一个全身镜，而她家只有一面残破的小圆镜子，必须以局部组接全身，否则她只能在玻璃窗前欣赏自己模糊的侧影。我倒一向了解风子。我的新鲜感在于，在十二岁的风子对于打扮的痴迷中，窥视到了十四岁安子的魔力。多年以后我所理解的爱情，也无非是附在身上的一种神魔，它能使风子有时候忽然莫名其妙地笑，有时候搂住一只挣扎的猫发呆。

那阵子她常常到我家来，拿一根火柴，神秘地点燃，神秘地吹灭，迷离的眼神对着镜子，用烧焦的黑头描眉毛。看得旁边的我，触目惊心，生怕火柴头烧焦了她的皮肤，那化妆岂不成了刑罚？但她旁白道：“我舅舅是化妆师，他说香港人就是这样的，而且把眼眶烫成蓝眼圈。”“我舅舅还说下次来给我带一条喇叭裤呢。”我从来不知道风子在香港有个舅舅，风子在街上对喇叭裤艳羡不已倒是真的。当时时髦的人穿喇叭裤，普通人穿传统的瘦腿裤，追赶时髦的又不太过分的人，都穿筒裤。不过风子向来信口雌黄，她的话当不得真。

风子还搞来一条蓝色的确良的旧裤子。窗帘被挂得严严实实。我们把裤子翻转过来，按裤线侧面叠好。我们理解的筒裤，就是从屁股到裤脚是一个细长的长方形，所以风子严格按照长方形下刀剪裁，结果缝合的裤子，再瘦的屁股也根本塞不下去。还有一次，她跑来管我借火钳子。我们家冬天生炉子有一个小型的火钳还有挂在墙上弄蜂窝煤的夹子、钩子、捅煤的铁丝等，碰撞起来当当作响，硬度了得。她摘了它，把它放在炉子上烧红了，把头发拿毛巾弄湿。对着镜子，颤颤巍巍地将它们夹住，旋转，扭曲。我几乎在闻到焦煳味的同时听到一声惨叫，火钳应声落地，当啷一声。风子额前一缕头发焦脆，额头已着了一道黑印子，像注解疯狂举动的一个倾斜的惊叹号。

人人文学

十六



王府井、东华门、南池子、北长街这几条街离得都不算远。到了春寒料峭的时候，那里可以看见北京最早的嫩绿的新芽。然后才轮到三月份长安街上的报春花和白玉兰陆续开放。正义路上的树得到了仲夏才会有浓荫，现在枝干疏疏落落。还有北海的白栏杆旁边，穿呢子大衣戴眼镜的外地干部多起来了，他们在团城下留影，合影留念永远是一个阵形。北海的冰还没全化，胆大的孩子在冰面上一个拉着一个滑行，可见边缘，冰水荡漾。说不定，还能正巧看见安子一样的少年，手里高举着一根树枝，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街，气急败坏地狂奔。在北海滑冰的那些男孩子们，带着一身凉汗坐在路边，看来往的女孩子。那时候团城的角楼上，一群一群的蝙蝠飞进飞出。晚霞斜照，这时候路过什么样的女孩子，都在夕阳晚风中变得顺眼了。

那一阵，风子总是胡乱从口袋里掏出一些揉烂的纸条。那些纸条当然是安子给她写的，已经被汗渍弄湿了。比如说“下课……东单”，或者“我爸打我”之类秘符。还有的时候是一些歌词。上面圆珠笔的字迹模糊，字又很小，我们必须把头互相挤扁才可以凑到一起。我在那些纸条上看见《夜来香》，字迹十分工整。后来又看到《小城故事》和《外婆的澎湖湾》，字迹歪歪扭扭，紧密地蜷缩在一起。显然不是一个人抄的，而是经过了多人的手。风子郑重地像地下党交给一个进步青年重要文件一样，要我“好好保存”。我将它们叠成平整的小方块，收藏在TDK的磁带盒子里。现在回想起来，我倒没有将它们收藏在糖纸本里，那也是我的宝物。而当时究竟为什么这么分为一类，我也说不清楚。

六七月份，护城河的水是油绿的，像是上面有一层很稠的油脂。河边是水草，朝向河心，泥土湿润，杨柳低垂。夕阳穿过远处屋檐的尖角照射过来，檐角的小兽排排昂立，变红变暗。

风子拿出一张纸，这次是铺张的一整张纸，写着《香港之夜》，是钢笔抄的，还有简谱。我还记得我们头顶着头的一瞬，风子的口气带着清新的黄瓜味，低声吟唱——“我爱那，美丽夜晚……卿卿我我写下一首爱的诗篇——哦呵HongKong，和你在一起，哦呵HongKong……”她唱到“卿卿我我”的时候忽然含糊起来，我的脸都发烫了。我嘻嘻笑起来，说：“卿卿我我？”也说不出更多的话。风子听懂了，它似乎触动了风子的某种绚烂的记忆，她抿住嘴笑，不说话，一会儿笑意更深了。忽然又所答非所问道：“邓丽君的。安子抄来的。”

关于风子与安子的早恋故事乏善可陈。风子上五年级的时候，安子已经上初中了。那一阵我常看见他在学校门口歪着站着。他的重心放在一条腿上，另一条腿打着晃。他的书包带子拖得很长，不是坏孩子的长度，是好孩子极限的那种长。

看见风子，他在不远处吹一声口哨，口哨没腔没调的。偶尔踢过来一个石子，落在她的不远处。

有一天风子紧张地跟我说了一句什么。我吓了一跳，诧异地看她，问：“那你是怎么怀孕的呢？”她小声地靠近我的耳朵，躲闪着我的眼神说：“他亲了我，我想去医院。”可是才过了几天，她又不知从哪偷来一本《生理卫生农村教材》教训我说：“你真是什么都不懂，根本怀不了孕。”我和冬云不断追问为什么，而且怎么才能怀孕。她低声说，就是必须这样那样这样。我和冬云都惊讶地看着她，嚷：“你说清楚说清楚，是怎样怎样怎样？”

风子没有怀孕，我们家的猫却怀了孕。这是恋爱的必然结果。它们的恋爱公开透明。那一阵子所有的单位都在放映电影《画皮》。朱红演的古装戏，美女的面貌忽然变作张牙舞爪的一个鬼。我们以前总看战斗片，这种片子使人又恐惧又战栗又兴奋，惊悚得使人不敢入睡。就在这一年夏天，往往不知哪个院儿的猫，闯来我们院儿来谈恋爱。院儿里有树，月影婆娑，花好月圆。天造地设的爱情，就在这里发生。它们才不管有没有观众，呢喃和激情在凌晨时分趋于平静。惊悚化作甜蜜。我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叫《忘却的美》，讲到一个孩子要打一只怀了孕的猫，因为它吃掉了她的燕子，“妈妈说，别打它了，它怀孕了”，“我不相信摧毁生命的东西能够孕育出新的生命”。

我爱我的猫。它常常游荡在屋檐上，窗台上，围墙上，躲藏在冬瓜秧的叶子后面。它如影子般无处不在，又踪影不定。冬天，它在雪地里留下足迹，拉开抽屉偷吃我的“食母生”。夏天我给它洗澡，它痛苦得孩子似的四肢挣扎，可是洗干净了，抖一抖油亮的毛，又媚态百出地招摇过市。中午我放学回来一开门锁，它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窜出来，欢呼狂叫，在我腿边蹭来蹭去，百般妩媚撒娇。我刚坐下来，它蹿上我的膝盖，用头顶我的下巴，反反复复，亲昵不止。

小小猫咪在二骚子家温暖的床底下出世，婴儿的叫唤声声不断。它们和孩子们的叫嚷声遥相呼应。它们黄色的绒毛一天天张扬起来，翻跟头打滚，在台阶上，在院子里，在草丛中——草丛居然已经泛绿，知了放歌，树荫遮阳。它们的恋爱有了结晶，而风子的恋情却没有结果。他搬家走了，她却留下。空间能够把情感抻断，时间又在二十多年以后把他们重新找回来。

人人文学

十七



我曾经在这条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在双眼充满灰色都市的间隙，匀出工夫，顺着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房屋的檐角望过去——可以看见时光悠悠的流水，从很久以前流过来，流过房屋张起的后窗，穿过那些灰暗破败的老房子，映着屋檐角那些鼓鼓的小兽和窗棂上繁复的花纹，掠过绿霉斑驳的石台阶，再流淌到不知道什么时候以后。黑白分明的屋檐的檐角长长短短地伸展，上面立着鼓鼓的小兽。旧屋舍的旁边是瓷砖明亮的湘菜馆、重庆水煮鱼，街后的背景是几家装潢俗气的店铺，金亮的柱子，金的字，写着“复印打字办公用品”的字样，还有两家东北菜馆，门口闪现着穿鲜红旗袍的外省小姐，卖大馅饺子和鱼头泡饼。远处汽车的喇叭毫无顾忌地鸣响，引路人侧目，像一个不甘寂寞的孩子为招惹大人注意而大声叫嚷，句句惹人心烦，反正汽车从来就是人来疯。餐馆里的女人还有一点姿色，穿着无后跟的凉鞋，脚趾上染着红趾甲——这是今年的流行，高傲、庸俗，略带一点妖气。但脸上的神色都毛毛躁躁的，皱着眉，透出无尽的焦虑来，仿佛早就不耐烦了——菜还不来，还不来。若是真的来了，如果可以的话，她们会上前狠狠地质问它的迟到，连她们干裂的脚趾都显出一股凶相。

由于四季的轮转，秋天或者冬天，完全可以看作是暖春的延续，或者是浓夏的晚期。如果这个时候，碰巧你的年纪，也正处于少年的延续或者青春的晚期，假使你是个穿牛仔裤套头衫的破落青年，经常竖起衣领儿撇撇嘴批评社会，以冷笑掩饰惶恐。或者你是那种既自恋又敏感的都市女子，脸上带着面无表情的表情，虚荣又自立，热情又无聊……总之如果你有点文化，爱慕虚荣，有点想法又没钱，还残存着一些热情和单纯的憧憬，对世道人情一知半解，没太学会害人也没太学会防御，并且最近又闲来无事，那最好在新世纪的某一个寒冷季节里整理一下千头万绪的现世生活。

现世生活，比方说，挣钱，买房子买车，出国，掺和一知半解的IT业，谈婚论嫁，乱性。或者以种种的方式附庸风雅——有点儿想法的人都拍仿旧老照片，到一家挂满美女月份牌的大上海餐厅吃饭；流连于胡同里破败的老墙和门上暗灰的雕花；或者也说说张爱玲、王小波，把人生的理解往灰暗的深沟里带；必须看米兰·昆德拉——必须以沉沦的表情用沉郁的嗓音，把“昆德拉曾说”挂在口头，以他书里的一鳞半爪，作为人生理解的注脚。偶尔有一天，发现谈论《麦田里的守望者》已然过时，听周围的人大谈博尔赫斯和索尔贝娄。而你闻所未闻，慌忙跑去三联书店偷偷摸摸地恶补，不想心猿意马，却被《第三种生活》吸引，也算获得了新知。周末听听怎么听也听不懂，但“一定不错”的音乐会，联想起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和自己的几次恋爱，不禁对青春黯然神伤。

在这个新世纪的某一年的某一个寒冷的冬天，有新生儿出生，有艾滋病，世界许多地方在闹地震，爱情成为耳环一样的装饰，婚姻只要不是灾难就成功，爱的叫喊音量日高，是因为世界上爱越来越少——爱不是最珍贵的，最珍贵的是信任。如今正是秋天或者冬天，由于四季的轮转，你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暖春的延续，或者是浓夏的晚期。这个时候，碰巧你的年纪也正处于少年的延续，或者青春的晚期，经过天意精心安排，气温偏凉，萧索，落叶枯黄衰败，现成的凄凉景象，这正是小说所描述的情致。一切都无可挑剔地恰到好处。连黄昏的太阳在内，都不可遏止地低沉下去……

而当代的恋爱是一种毫无逻辑的后现代艺术：你要想爱一个人，你首先得让他觉得你不爱他；你要想让一个人爱上你，你首先得防止自己爱上他；你要想爱一个人同时又让他爱上你，那你最好远离他。事情就是这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青年大多数是仓促自卫的惊弓之鸟，所以二十一世纪的恋爱就得娴熟运用游击战术，这是当今流行的恋爱规则。

我们不是垮掉的一代，但是在生活的滑梯上，我们正慢慢出溜下去。

人人文学

十八



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里，说的就是年轻的男主人公，因为走进了一部电影里，演绎了与女主角百般缠绵的情爱故事，所以走进照片一样的老房子，就如同走进一条通往旧日的通道。坐地日行八万里，耳旁是呼呼的风声，时光的水流动了，房子的缝隙中间，吹动着寂寞的风。

世易时移，物是人非。他们的话永远是对的。我只能在大致的地理位置上隐约辨别以往的痕迹，只能从空气里依稀嗅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气息。

我也曾经试图走进胡同也走回过去。那天迎面“踢拖”“踢拖”走过来的一个女人，倒不胖，穿着开衫毛衣和一条紫色碎花裤子，不经意地剔着牙——所有商场里的服务小姐的仪态和微笑都接近，所有司售人员的口吻和声调都一致，所有胡同里的女人长相和表情都如出一辙——那女人以胡同里特有的表情很快瞥了我一眼，判定我不属于这里，然后厉声道：这儿没厕所！

我戴着露指头的手套，低头咬着指甲尖，扫了她一眼。一个打着手机的男人刚好走过，唇齿之间发出了一个“次——”的音。

想用坛子装回云朵，装点花园吗？它们已经烟消云散了。

冬日下午四五点钟的街头，就有点晚上的意思了。下班的车流还没上来，夜里去酒店饭馆吃饭的人还没出去。这钟点没着没落的。西单电报大楼的钟声忽然奏起《东方红》，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停顿，悠长的尾音，没情没绪的。

我在车位上泊了车。空气中处处流动着塑料、钢筋、复合地板的化学味道。花和草坪和树木的物理形态，奇货可居。环保是新世纪的口号。人文关怀还停留在标语牌上。落幕以前的太阳透露惊人的橘红色，把来来往往的路人的侧影也染红了，他们的某一只眼睛里，也是赤色的恍惚。我手遮住阳光。走路的速度，恍惚了远处路边的街景：洗浴中心的招牌。“狂放网吧”前头俗艳得要人命的金柱子，亮且晃眼。退休分子带着红箍有力地吹哨，拦截犯规的自行车。红绿灯路口，几个满脸油汗的男子也不管车主愿不愿意，把花花绿绿的售楼广告迅捷塞进减速的车里。还有一个小子探头向车里晃着廉价的香膏。

我忘了我逛了哪儿，遇见了谁，说过什么话，干了些什么。在我进入喧闹的酒楼里寻找那一伙旧日朋友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了。我来得太晚了。酒楼的大厅正是狂欢的退潮，远远地看过去，他们的手正在空气中做着一个简练的手势。

买单。他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