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桥》深入挖掘黄河文化元素

秋雨

  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宋国公冯胜与元将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作战时，在今七里河大桥约500米处搭建了兰州历史上的第一座浮桥。这座桥仅服务战争，战后随即拆除。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卫国公邓愈率军平定河西，在今七里河大桥东建浮桥，以运粮饷，命名为“镇远浮桥”。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兰州卫指挥佥事杨廉将浮桥移至“河水少绥，近且易守”的白塔山下，今中山桥西侧处。因靠近兰州城区，浮桥除军事用途外，也成民众渡河的浮桥。遗憾的是浮桥属季节性的桥，每年黄河凌汛来临之前必须拆除。久而久之，搭建浮桥成了兰州的一件文化盛事。人们对桥的期盼和呼唤，来自内心的文化与物质冲动，暗含了浓郁的文化情结。
　　1909年中德联手，精英组织施工，兰州百姓踊跃参与的铁桥落成后，再次激发了兰州仁人志士的文化情结。桥两侧同时修建了两座石坊，分别镌刻了“三边利济”和“九曲安澜”，各辅以楹联：
　　曾经沧海千层浪；又上黄河第一桥。天险化康衢直入海市楼中现不住法；河蠕开画本安得云梯天外作如是观。
　　今天，单从实物上看黄河铁桥，体态并不雄伟。然而，它对历史内涵的承载，却要我们透过历史的烟雾去审视。黄河铁桥建成后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第三年郑州黄河铁路大桥建成通车。黄河铁桥的落成，是西方文明与华夏文明在母亲河上的首次对接，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见证。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两座桥，一座通向历史，考究我们的责任；一座通向未来，追求自由与幸福。这是文化的设定，属于人类精神的范畴。
　　舞台艺术是高雅艺术，话剧又是艺术中的艺术。一部好的戏剧作品，要经过不断的打磨、提炼，甚至要经过几代人的推敲润色，唯此才能摆脱一代人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对一部戏剧的文学美、艺术美、舞台美的把握，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非一蹴而就。《天下第一桥》一面世就大获赞誉，其中“可圈”“可点”的地方不少。艺术是博大的，艺术家首先应该具有虚怀若谷的品质。庞波先生和李维平先生能够策划创作出这样一部话剧，他们的胸怀无疑是博大的。
　　诚然，一部受到世人关注，能够传承的好作品，不是一问世就完美无缺，仍需批评和打磨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功力和张力。《天下第一桥》着力凸显彭英甲的个人形象，但没有采用“鹤立鸡群”的艺术手法，依然沿袭“传统的”描写“英雄人物”惯用的“水落石出”的表现方式。剧中其他人物形象几乎都是色调灰白。剧中的陕甘总督升允横行专断，一脸霸气，一腔愚忠，缺乏感情色彩。兰州知府傅秉鉴则是个唯唯诺诺的卑微小人。在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艺术是可以创作的，但以史实为基础的艺术创作，必须忠实于史实的时代情感与人文背景，并赋予它以现代人的情感与文化解读。如有失偏颇，艺术的价值就会打折扣。清朝末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觉醒。彭英甲之所以能来甘肃创办洋务，与升允和兰州知府的“觉醒”不无关系。黄河铁桥之所以能够建成，与二人的鼎力相助不无关系。关于升允和兰州知府的历史功过，因篇幅的关系，在此不再多说，历史已有定论。剧中对二人的刻画，似乎主次不分，有失偏颇。剧中唯有两个正面衬托的人物，德国工程师和彭英甲的女儿，也显得情感张力不够，价值取向不明朗。彭母的塑造给人的感觉有点牵强附会，中国传统式的“母亲”被弱化了。
　　剧中对地方人文的表达过于低沉，甚至略带猥琐与不恭。四个秀才举人，愚顽昏昧，人格缺损，以“捐官受骗”而收场。从艺术表现手法上来看，似乎有点“两败俱伤”。其实，辛亥革命前后，甘肃的士子思想还是比较活跃，比较积极向上的。在当时，兰州士人“举而措之，天下之民”的价值取向是明朗的。铁桥落成后，许多士子吟诗作赋，抒发情怀，至今有案可稽。铁桥拟建中，确有地方豪绅商贾出面反对，理由是修桥会破坏地方风水，惹怒河神，招来天祸，并非出于赋税的原因，也并非士子所为。由清中期开始的捐官捐功名，也非甘肃独有，普及于全国，甚至成了一种政治诉求。
　　剧中几次河工的戏，过于慵懒消极，几次出场都是昏昏欲睡，要么消极怠工，要么讨要银子。那个张监工更是一副醉鬼相，满口不伦不类的兰州话，也有悖于史实。其实，中山铁桥在修建过程中，兰州人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修桥所用的工程材料，轮船运到天津港以后，又经火车运到河南新乡，由兰州的车户用马车运到兰州，历经半年之久，山高路险，不少人为之献出生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精神，是需要褒扬的。铁桥的监工皆由泰来银行由外地指派，个个都是具有一定专业素养的工程技术人员，工作一丝不苟，责任心极强，不可能是满口兰州话的醉鬼张监工。
　　瑕不掩瑜。从总体上看，《天下第一桥》是一部具备了经典雏形的剧目。祝它创造辉煌、经演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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