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丁玲为何办《中国》

小卒

　　《中国》是一本什么杂志，到底有什么价值？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中国》的存在时间是1985年初到1986年底，起初是双月刊，后来改为单月刊。丁玲去世后它被改为专门发表长篇小说的季刊。为此，北岛等作家愤而退出作协。

　　现在的人，即使是中文专业的，恐怕也是大多熟悉丁玲的名字，对她小说的价值认识却不一定清楚，反而更多的人第一反应她是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其实，她只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人。在中国，个性鲜明总是异类，尤其是在大时代动荡的时候。而左、中、右在建国后的中国，何曾是铁板一块来着？

　　丁玲的才华绝对可以与她的个性相匹配。相信即使在今天，如果你肯打开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也一定会被吸引和震撼。迄今，这本书都有剥离灵魂的作用。只是，造化弄人。丁玲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女性一样，才华并不是她们生存的依凭，一切都要服从于革命的要求。革命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每个个体的主观要求。但任何一个大时代都是由日常构成的，面对的问题也不是革命热情就能解决的。而一个有才华的文艺女性该有什么样的爱情，该爱什么人，该怎么革命，怎么创作，甚至该怎么把握自己的命运，都是会跳出时代而凸显出来的问题，是非常有难度的人生课题和历史课题。

　　无论如何，说丁玲是一个热情似火的女性应该不错。她毫不隐晦自己的爱情。她和“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同居过，她和冯雪峰爱过，到晚年她说：“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其坦荡直率非许多男作家可比。她臧否文坛中人，褒贬文艺作品更是有名。那个时候，如今的文坛大腕儿铁凝、贾平凹、张贤亮、史铁生、邓刚，都是文坛新秀，他们的作品都在丁玲的观察和评价范围之内。

　　她生命力旺盛，创造力旺盛，做事情的心也旺盛，也许如今职场中的杜拉拉的劲头儿也不及丁玲的百分之一。

　　无论是爱情是非，还是文坛是非，丁玲不懂妥协，也不愿意妥协，为此她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很多人以为，王蒙那篇著名的《我心目中的丁玲》既画皮又画骨，集晚辈、领导、男性三重视角于一体，堪称一个了解丁玲的非常独特的视角。但七月派诗人、曾和丁玲一起办《中国》的牛汉却说，王蒙理解的丁玲“片面”，“他不完全了解丁玲”。“丁玲没有官架子，从来不板着脸孔说话。”可见，丁玲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她的全部的争议和魅力也都源于此。

　　或许是应了“江山易改禀性难移”的说法，经历了大风大浪，被历史和人事摔打得鼻青脸肿的丁玲，晚年个性依然鲜明。她有一颗热烈的想要有所作为的心，世俗的说法是爱出风头。很多老作家在思想解放之后，有感于创作生命力不能枯竭的自我鞭策，有感于年轻作家的崛起而自己变成被推走的“前浪”，开始张罗办一个刊物。《中国》就是这样诞生的。

　　而且，他们第一次提出了“民办公助”这样的办刊理念。当然，这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一定会进行不下去。

　　一本杂志，读者拿到的时候往往关注的只是内容，但它作为一个产品，更多的制作功夫在外围：刊号，审批，印刷，发行，监管，等等。而每一个环节都无比琐碎和具体，都需要人脉，需要钱，需要上上下下的跑关系。丁玲为此找习仲勋，找胡锦涛，找李锐，找皮包公司借钱，能动用的关系她都动用。书里收了她写给这些人的信以及这些人给她的回复的照片原件图。文化界、文学界的巴金、叶圣陶、孙犁也给了她一定的支持。

　　创刊宗旨是一本老作家的刊物，但产生之后，它却慢慢开始在八十年代末之前承担了承上启下的功能，也部分承担了文学干预现实的功能。文学“新生代”的崛起，《中国》功不可没。它发表当时备受争议的遇罗锦的散文，发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文章，发表了北岛、韩东的诗歌，发表了残雪、格非的成名作，发表了贾平凹的小说。杂志的价值和意义也开始慢慢显示。但是这个时候，刊物的编委内部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刘绍棠愤而离开，其他编委也纷纷表示要散去。

　　文人扎堆儿做事情，往往是这样，是非一定多。而且，文人的名利场往往更有隐情，因为文人不喜欢直来直去，而喜欢旁敲侧击。从丁玲办《中国》的过程中就能看出，为什么作协会有那么多的是是非非，而是是非非背后为什么说起来总是没完没了，纠缠不休。牛汉撰写的《中国》的终刊词引用了一位诗人的诗句：“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丁玲和作协的关系绝对算得上是老作协的一大公案。她和周扬，和张光年，和唐达成，和王蒙，真是让人欲说还休，欲理还乱。这本书自然也绕不过去这些话题，但是老矛盾在遇到新问题的时候还是会有新的发现，让人有新的解读。而著名的第四次作代会在本书中也有详细的记录。

　　作者是丁玲晚年的秘书，亲历过程。人事纠葛，历史纠葛还有丁玲的性格，都在她看似平静的叙述中一一展现。这样的纪实作品，看似冷僻，其实掩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实。而因为作者的身份，因为她是女性，她对丁玲自然有更多的近距离的观察和体恤，这种体恤使得冰冷的文坛是非增添了很多温情的成分，也沾染了历史的烟尘。而历史的烟尘总会让人变得更为客观和冷静。

　　所谓历史，总是在场景、细节的不断发掘中被充实，被修正，被延续。而历史中的人，只有在回到所在的场景之后，才能够重新焕发魅力和活力，有助于后人的理解和阐释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

　　历史烟云俱往矣之后，丁玲留给文坛的背影意蕴丰富，发人深省。她的文学价值自不必说，而她的文化标本的价值、社会学标本的价值还有待于更深的挖掘。可以说，勾勒丁玲的历史形象和文坛形象，可以为研究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群像提供很多有益的参照。而《丁玲办<中国>》为这样的勾勒又提供了更多的素材。来源：中华读书报 付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