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露与北京大学音乐教育 作者：雪堂

人人文学

王露与北京大学音乐教育

作者：雪堂

中国音乐学(季刊)2004年第2期
MUSICOLOGY IN CHINA
口杨和平
YANG He Ping

王露与北京大学音乐教育
Wang Lu and the Artistic Education in Peking University
摘 要 : 近代著名古琴、琵琶演奏家王露，受聘蔡元培，成为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的国乐导师。这期间，他通过古琴、琵琶的教学与演奏、民族音乐理论的研究和参与创办北大《音乐杂志》、丝竹乐改进会等各项音乐活动，为北大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关键 词 : 王雾;北京大学;音乐教育;古琴;琵琶;演奏
中图 分 类 号:7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 042(2004)02-0 052-0 5



　　王露 是近代著名的古琴、琵琶演奏家，是北派琵琶和山东诸城琴派的代表。他通过古琴、琵琶的演奏实践和监制古琴的经验，订辑、编撰出《玉鹤轩琴学摘要》、<玉鹤轩琵琶谱》和《所桐集》。他成为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后改为音乐研究会)的国乐导师，首开近代民族乐器演奏家在高等学府举办音乐会和教学的先河，培养出许多著名的古琴、琵琶家。他不仅重视乐器实践，也强调理论探索，发表了大量文章，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前后音乐理论研究的水平。

    一、先觉者的踪迹— 王露其人

    1877年王露(字心葵、号雨帆)生于山东诸城县城关镇西施巷。家境富裕，为东武巨室。其父生性敦厚、乐善好施;其母贤淑慈爱、通情达理。他“幼读于家、颖悟异常。长学词章，乐而忘倦、于琴箫诸赋，尤喜读之”(詹澄秋1937:10) 。15岁起跟随同邑王心源(亦名王作祯)学琴。初始，王心源传授王露虞山琴派小曲数首，旬日便得乐曲梗概，进而尽曲之妙。王心源非常高兴，“遂将得意名操悉授之。”王露则“昼夜挥弦、三载而通其业。心源喜其精进”，(同上:11)便将王冷泉金陵琴派琴曲30首传给王露。经过12年的刻苦钻研，他融合吸收金陵琴派指法之精妙，虞山琴派取音之古淡等特点，择两派之长发扬光大，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演奏风格。同行们称赞:“心葵琴道升堂人室矣。”(同上)他与王零门、王心源被称为“琅挪三王”，成为近代诸城琴派的代表。

    王露不仅刻苦钻研琴艺，且对琵琶有浓厚兴趣，曾随自号白云道人者学琵琶3年，深得要领。他在《玉鹤轩琵琶谱》自序中说:“余自读《燕乐考源》，始解琵琶之音旨。欲学无因，虚设其器。适津人马氏，自号白云道人者，流寓海右，善琵琶。余得聆其音节，激扬哀烈，不类夙闻。马言，授自南皮季震桐先生。震桐先生授自陈性，忘其名，上莫能考。余师之三年，未竞其技，而马已病死，广陵遗响未尝。”后来王露又多方求教，终成技艺高超的北派琵琶代表。他使用的琵琶，是明代宫内难得的珍贵乐器。从 19 世纪末到1905年间，王露先后到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浙江、江苏、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与古琴、琵琶演奏家探讨技艺。同时受新思想、新文化影响，为寻求救国之路，在“于西乐亦能窥其藩篱耶”思想的驱动下，(詹澄秋1937:11)自费东渡日本，学习西方音乐。“王露，山东私费，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人国，东洋音乐学校，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人学，宣统三年(1911)四月毕业。”(张前1999:374)获学士学位，同年回国。同时在日本东洋音乐学校学习的还有萧友梅、曾志态等。(同上:385)在日本期间，他接触到西方音乐知识，为今后研究民族音乐打下坚实基础。他认为:“欧西之乐，器则机械、声多繁促、曼靡则诲淫、激昂又近杀。既乖中和、欲籍以修身理性，宁可得也，弃之不复道。”(同上)作为演奏家，主动出国留学，在近代民族音乐家中，王露应算第一人。留学期间，他还随孙中山“兴中会”从事宣传活动，表现出知识分子向往民主共和与爱国主义的进步思想。入室弟子詹澄秋为他撰写的略传中有:“先总理方欲改革政治，结兴中会于日本，先生率同学数百人，突起响应，随时随地从事宣传几十载。东武多志士，皆先生之力也。”(同上)著名思想家章太炎在日听了王露的琵琶后，感慨道:“国之无乐蒙大耻辱久矣，朝枢乃甚无人，却不知有山东王露者何耶，语播京师·一”(夏溥斋1921)称王露“环球无双”。

    辛亥 革命前后，王露深居简出，不与人同庆吊。闭门鸣琴，不使人知。1913年，反动军起，忌知者欲加害，用兵围住王露家，遍搜不得，窃财以去。王露的宋代名琴“玉润鸣泉”和明宫琵琶俱失，后用十亩田换回宋琴。同年，章太炎力荐王露为国歌谱曲，在致教育部函文中写道:“以不佞所闻，山东诸城王露为中国音乐家第一，自俗乐胡琴、琵琶、俗歌二簧、梆子，上至琴瑟编钟古音雅奏，皆能为之。嗣游日本，专肄音乐，西方声律悉能辩及微茫，日本人同学者皆敬重之。光复后已归山东。若征人部令定宫谱，庶足以彰盛音。而文辞工拙相同者，孰用孰舍，亦可以是取法也。”(陈聆群1990:163一164)由此看出王露在当时的影响。后章太炎作国歌歌词《华夏歌》，原请王露作曲，因他回乡未能如愿。此词由肖友梅作曲，即《华夏歌》。萧友梅在《华夏歌名之由来》一文中写道:“太炎先生之意固愿王心葵先生为之制谱。”1914年王露到曲阜考察孔庙祭祀音乐和古乐器。1915年洪宪时代，教育部奉领函请王露人部正乐，他予拒绝，后又派专使礼聘，王露却之。同年，袁世凯政府礼制馆制定国歌《中华雄立宇宙间》时，教育部曾将国歌歌谱抄寄给王露，他加以签注，还写了“拟国乐乐谱条目大略”等。这期间，王露在诸城督工研琴，监制古琴数十张。在祈琴实践上，完成近代第一部古琴制造的专著《祈桐集》。

    191 6年 至 1917年，王露在济南大明湖畔，发起以传授古琴、琵琶和中西方音乐理论为主的“德音琴社”，这是近代最早的音乐社团之一。参加德音琴社的人员颇多，培养出湖北的詹澄秋、济南的向峻卿、李华轩、沂水的顾海门等几十名琴家。

    191 8年经章太炎推荐，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王露于1918年5月18日在北京大学举办占乐演奏会。同年6月6日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国乐导师。时值文学巨匠、诗人王统照也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因二人同为诸城人，得知家乡琴师来京教琴的消息，与几个朋友前去拜访。王露性极怪僻，不善交往，大概由于同乡同性之缘，对王统照格外器重，而统照对王露的琴艺和人格也十分赞赏敬重。在京期间，王露常为统照演奏古琴和琵琶，交往甚密，随为知音。凡有王露登台演奏的音乐会，王统照必到场聆听。1921年冬，王露病逝，王统照闻讯悲恸欲绝，写下感人肺腑的长诗《吊王心葵先生》:“琴调的弹缓凄咽，琵琶的铿铮激烈，记得在皮库巷中，大中府里，几度曾将我的灵魂摄悦。《汉宫秋》的凄凉，《将军令》的壮咽，我永没再听到第二次的，但如今却随了奇怪的不言语的他，同埋在地下······哦!说什么‘人琴俱亡’，但是这个艺术的爱好者，已同他的琴音，同没在蓬篙下!他却有个精制的琵琶，挂在我的寓所的墙下，每在月明透过窗纱时，我似乎从那尘满了的弦上，听到细声的呜咽!”(山东诸城政协文史办编1991:251)多么感人的诗和真挚的情。据王统照回忆录，他之所以走_L“五四”新文学的创作道路，王露给予的影响是巨大的。(同上:288一289)

    192 0年王露等4人被教育部邀请为议定的国歌歌词《卿云歌》谱曲，后采用萧友梅所作的《卿云歌》。这期间，他在北大《音乐杂志》上发表了系列音乐美学、琴学、律学、琵琶谱、古琴制造方面的论文、曲谱。由于患中风病，右手失灵，无法弹琴。1920年夏，请假回诸城。翌年夏在回京途经济南时，为事所阻，事毕，欲回北京，不幸旧病复发，竭力医治，仍不见好转。不得已返回故乡，终因医治无效，于1921年11月17日病逝于私地之耕云堂，终年44岁。

    王露 逝世后，<音乐杂志》转载了夏溥斋1915刊于《大东日报》上的《王露传》;易韦斋也作《燕歌— 挽山东音乐学者王心葵先生》(易韦斋词、Grieg曲1921: 1)以此表示对这位卓越民族音乐家的哀悼。琴家杨时百在《琴学丛书》称王露“谓其抱寝二十年者是也。鲁省为礼乐之邦，琴学之盛，首推东武。清道光时，有王冷泉先生，学问渊博、指法精妙、金陵派也。同时则王西源先生，道高德重，取音古淡，虞山宗也。先生兼两翁之长，而广大之。且其音律精通、考据正确，隋唐以来，一人而已。蔡公孑民、章公太炎，欲推为国手，实有所据耳。齐鲁同调，所称琅琊三王者，既冷泉西源与先生也。”(詹徽秋1937:11一12)王露著书有:《玉鹤轩琴学摘要》(十五卷)、《玉鹤轩琵琶谱》、《研桐集》、《秋水山房诗钞》二卷，藏名琴数十张。

二、传播者的风范——王露其事

    “五 四 ”前后，新文化思潮崛起，新式音乐社团纷纷建立。在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影响和直接支持参与下北大音乐研究会得以建立。它经历了从“北京大学音乐团”(爱好音乐的学生发起)到“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再到“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的发展过程。“‘音乐团’始终是一个课外活动组织，既无指导、又缺经费，于是他们与校长蔡元培商讨，以取得经济上的支持。一向注意美育的蔡元培一十分重视学生的音乐修养，故对学生所遭遇的困难和要求予以积极的响应，并采取措施予一协助。他一方面为‘音乐会’广聘导师，如国乐大师王心葵(王露)、英国小提琴家纽伦、音乐理论学者陈仲子(陈蒙)等等，一方面为学生草拟章程，将‘音乐团’改名为“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镲在1918年来讲，实在是中国音乐教育史里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刘靖之1998:101一102)王露在北大举办古乐演奏会，可以说是近代高等学府中第一位民族器乐演奏家举办个人古乐演奏会开山之举。会前蔡元培在致词中说:“王先生秉承家学，弹心研究，年遂得专精绝艺。曾居日本五六载，兼通中西乐法。民国三年，教育部征集国歌，章太炎先生特荐先生定谱。先生鉴于是时政局恶劣，卒不肯应，其拎怀高旷，可以想见。今游北京，允承本校之招，惠然肯来，应当引为荣幸之事。愿到会者静虑息声，以聆雅奏。”(中国蔡元培研究会1997:329)王露演奏了古琴曲、琵琶曲各5首。会后蔡元培留王露就餐，作陪的有:卫西琴、词曲教授吴梅、胡适等。(同上:353)蔡元培亲自“为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所拟章程，’(同上:347)并附“北大音乐会紧要启事”，校长函示有“现为本会聘定王心葵先生(即王露先生)教授琴、瑟(按:应该是琵琶，笔者)等古乐。”(同上:348)大明湖畔的“德音琴社”遂移北平，北大中的学生从学尤众。学习者中造诣较深的学生有:哲学系的张鹏翘(即张友鹤，王露去逝后，由他代替教授古琴)、湖北杨心如、浙江章铁民、康白清等。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章程刊布后的第四天即1918年6月10日，法国驻华公使柏卜陪同《巴黎时报》主笔杜伯斯古去北大参观。蔡元培在欢迎会的致辞中说:“杜先生之演词，将请李石曾先生用华语译之，以助诸君之领会。李先生译述以后，又将请王心葵先生奏雅乐数阂，乘法国多数名士在座，借以正法华音乐之异同。且乘杜先生演说新文学之后，借以正文学与音乐交关之点。”(同L: 35 0)王露演奏了琵琶曲《将军令》，古琴曲《春闺怨》《长门怨》《秋江夜泊》《潇湘水云》《秋塞吟》等。蔡元培听了杜伯斯古有关法国写景文学特色的讲演和王心葵的古乐演奏后说:“今闻王先生之所奏，若<春闺怨》、《长门怨》等曲，恍若现女人身，而徘徊于静室之中，至《秋江夜泊》、《潇湘水云》等曲，则又若逍遥于天水苍茫之中，而顿易其春日闺阁之感想;及《秋塞吟》，则又悲壮苍凉之感想。虽同一秋景，而与夜泊江上者异趣，是亦犹文学家印象派与感想派之关系也。文学与音乐，虽表现之方法不同，而其性质之相同如此。”(同上:353)蔡元培的讲话内容，“可以说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次对音乐与文学所作的比较研究。这一事实，鲜为音乐史学工作者所知，是值得重视的。”(黄旭东1998a:30)受聘北大导师后，他经常参加演奏会，每次会“吸引一千多师生前去观赏，从而在校内兴起了一股学习国乐的热潮。据郑天挺回忆，还激发了部分同学发掘古乐器和乐谱的强烈要求。”(黄旭东1998b:31)此后的演出还有，1919年4月19日北大音乐研究会借东城米市大街青年会礼堂举行演奏会，蔡元培亲临参加并任演奏会主席。《晨报》刊登了演奏会好消息和节目单。王露演奏琵琶、古琴曲，并与查士槛、陈仲子演奏笙箫琵琶合奏。(1919a:第一版)4月20日《晨报》以“昨夕北大音乐会之盛况”为题写到:“到会者千人以上，青年会门前车马如云，会场则楼上楼下，不到开会时间便已满席后至者无容足之地镲十时半闭会，听着皆尽欢而散，据知音者言，是夕之会，尤以谭步明、陈仲子二君之洞箫合奏，王心葵君之琵琶最善胜场。记者以为，如此盛会在北京浑浊之社会中，可谓得未曾有倘能时时演奏，不但有益于国民审美之知识，亦可增进其高尚之精神也。”(1919b:第三版)1919年11月11 H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举行同乐会，“参加者一千多人，王露先生及外籍音乐家哈门等演奏了中西器乐，深受大家的欢迎，”(中国蔡元培研究会1997:728)蔡元培在同乐会之前发表演说。

    191 9年后，在蔡元培支持下，王露与杨昭恕、宋泽等人发起专业音乐理论刊物《音乐杂志》和丝竹组;又发起组织丝竹改进会，从事改良乐器和曲谱。他们认为:“音乐是一种具有极大的刺激性，最容易引起人类美感的艺术。要使社会一般人的思想和感情都含有美的倾向，那么非提高音乐教育不可，非普及音乐教育不可……音乐在欧西各国早已站了科学上和教育上的重要地位了。但是中国却一天不如一天……本校是全国最高的学府，对于一切的艺术都有保存、发扬和创造的责任。本校的音乐研究会对于音乐一端，应尽保存、发扬和创造的责任。”(章铁民1920:1一2)“自蔡孑民先生创设本会以来，既有主任干事李吴祯君将中西音乐编成占琴、琵琶、昆曲、提琴、钢琴五组，经各组干事程君龙骤等和各导师极力创造，根基渐固。去年杨君昭恕任主任于事之后，便和导师王心葵先生干事宋君泽等，发起音乐杂志和丝竹组。又发起丝竹改进会，专事改良乐器和曲谱。……前年王心葵先生曾和杨君昭恕与我谈及组织中乐全球旅行团的计划，……”(同上:2)可见王露当时在北大音乐研究会中所起的作用。他参与发起的丝竹改进会，搜集整理乐器乐谱，改进民族乐器;他参与创办的北大《音乐杂志》，已成为研究近现代音乐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在教学方面，他循循善诱，教出许多优秀古琴、琵琶方面的学生，杰出者有:张友鹤、杨心如、章铁民、康白清等。张友鹤最为突出。“张鹏翘(友鹤)来到北大以后，先在预科就读，逾年升入本科哲学系。这时他认识了在北大执教的山东诸城派名琴家王露(心葵)先生，受王露先生影响，二十二岁才开始接触古琴音乐的张鹏翘，一下子便爱上了古琴……由于鹏翘在学琴习诗方面努力，大家都认为他是两位学者的人室弟子(另一位是在北大讲古诗的黄节先生)。”(李健正1985:2) 19 20年夏，王露告假回山东故里，张友鹤代替老师，1923年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进人北大音乐研究所，承师遗志，专门从事古琴曲谱研究，后参加刘天华倡导的“国乐改进社”，发表了《琴学浅说》，成为一名杰出琴家。他的成长过程中，不能说没有王露的影子。

    王露从受聘北大音乐研究会国乐导师到去世，只有短短两年。这是音乐研究会从业余的学生自发组织，向有组织、有目的发展的关键时期。王露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作为古琴、琵琶演奏家，积极响应蔡元培倡导，参与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主办的多场古乐音乐会，以精湛的演奏和对传统古曲独特阐释，赢得时人称赞。为当时的人们了解北京大学、了解音乐研究会，作出了一个器乐演奏家应有的贡献。二、作为国乐导师，积极参与研究会的建设。发起最早的音乐理论刊物(音乐杂志》和丝竹乐组，又发起组织丝竹乐改进会，从事改良乐器和曲谱工作。另外他主持的“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所设的古琴组(案:文献记载应是:丝竹乐组)首称琴为古琴。”(<中国音乐词典》:124)三、作为国乐导师，积极参与教学工作，培养了大量学生，著名的有:张友鹤、章铁民等，成为近代以来第一位在高等学校中传播民族乐器演奏的人。四、作为民族音乐家，在北大音乐研究会期间，撰写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曲谱。如:《音乐泛论》、《中西音乐归一说》、《古琴之道德》、《玉鹤轩琴谱》、《玉鹤轩琵琶谱》等，代表了那个时代研究音乐理论的水平。无论怎样说，王露在北京时期所作的贡献，是不应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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