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散文：千年延芳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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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延芳淀

作者：张建

    这些年搜集到一些资料，很早就想写出来，说说延芳淀地区的历史和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尽可能地还原一千年来延芳淀的变迁，只是一直未得机会，现在稍有些时间，把想写的东西呈献给读者，无非是想让大家更多了解通州，了解家乡之意。原本想细写，但精力时间都不允许，不可能面面俱到。本文侧重于辽代独特的捺钵行政体制，讫至明清以来，以此为着手点，选重点事项相互联系，分几个题目简单介绍一下延芳淀。

    写如下文字，恳请方家指正。

一，位置 地势 面积  

    延芳淀是古雍奴薮的一部份，位于雍奴大泽西北部，这个名称由辽代的契丹人带到北京小平原东南部，不是原称。这是远古到春秋以前河海相交的一片区域，辽代所称的延芳淀在今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南部，马驹桥镇东部，漷县镇、永乐店镇全域。东南方向与天津市武清区和天津市区相连，彼此无明显分界，元代以前面积广大而保持原生态。秦以前属燕国，东临渤海，燕昭王拓地千里置五郡，此地因是燕国海上边地，故隶属渔阳郡。这片区域是秦时所谓燕、齐海上方士经常活动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根据地，如传说中的羡门高，而方士的后代到两汉时都是儒家大宗，秦时燕人方士卢生、韩生，其后人便是韩婴、卢植。

    事实上，延芳淀的准确面积无法界定，历史时间不同，盛水期与枯水期区别也大，雨季，上游洪水汇入，水势可以淹没白河（今称北运河）、凉水河，张家湾村以东以南直到凤河一带，再向东进入今天津，这片广大地区一派水乡泽国，分不出方向位置，这就是古雍奴薮，其西北部便是辽代的延芳淀。辽代命名的延芳淀小得多，大致范围北到今天的凉水河，西界由现在马驹桥镇堰上村沿不规则路线向南，经大、小松垡村、罗庄、南神驹、出通州界至大兴区凤河营村，东北过龙门庄再入通州区仇庄村，从此地向东至白河右堤。冬春两季，这片区域足够鹰飞马跑，万人捺钵，这是个大概。核心区在三台附近，即“放鹰台”、“呼鹰台”、“晾鹰台”。面积为今漷县村、吴营村以西；王楼、小辛庄（现称中辛庄）、垡头村以南；柳家营、牛堡屯、于家务、栲栳垡以东；德仁务、小务、半截河村以北，辽时延芳淀面积情况约略如此。

    关于延芳淀的形成原因，其时，其所处位置就很说明问题，有专家认为延芳淀的形成与地震有关，是西汉元帝时一次地震导致延芳淀东部即天津一带地势隆起，因此，水被困在延芳淀及淀东南地区，并因此形成淀泊。事实上，早在这次地震之前这片延芳淀水沼就早已经存在，它不是地震后才形式的。即使地震后使延芳淀东部天津一带略有抬升，那也不会只抬升几十米或几公里宽的范围，而是地面整体隆起，就是说延芳淀地区同样有所抬升，这种抬升并不影响水势东流，也就是说这次地震不足以形成延芳淀！退一步说，即使因地震抬高地面不均，导致东高西低，但延芳淀东有港沟河、白河、南有凤河，尤其港沟河，此河可以说源于延芳淀，下切很深，直到今天也比古延芳淀的淀底足低两米以上，一年四季，均可将淀中之水沥干，至少雨季之外不会积成淀泊。事实也确实如此，直到今天，延芳淀地区的海拔高度仍比武清、天津一带要高得多，就是说，下游不可能阻挡住延芳淀之水下泄，可见地震对延芳淀的影响并不大。

    延芳淀或说古雍奴薮的形成机制与杭州的西湖本质相同，是海水退去后在陆地遗留的浅湖，或说是巨大的深浅滩涂，只是延芳淀没有西湖水深并与渤海断隔，且没有大河注入，延芳淀地区实际上就是地理上的一个浅盆，在远古，太行山以东都是这种地貌，这与地震和塌陷无关。白洋淀属于塌陷式湖泊，因此，白洋淀周边少盐碱而利农桑，延芳淀地区在明代以前根本不适合农业耕种而适合煮盐熬硝。说白了，秦时燕郡方士入海求仙药，就是这一带水中岛边那白花花的盐碱混合物，或是水中某种动物的粪便！这些方士如果真进入茫茫大海早就没命了，说起来，秦始皇也够倒霉的。

    延芳淀位于两河之间或说三河之间，是东西两河喇叭型走向中的夹缝淀沼，下游为古黄河入海口，西面的永定河自古以来就不走这一带，无论永定河怎么飘移，都错过这片区域，始终在今天北京市大兴区，河北省固安、安次、永清这一带摆动，大量太行山泥沙在这个范围内堆积，为今天留下若干高耸的原河底沙丘如同一道黄沙长城，比如永清县曹家务一段。但是，永定河支流凉水河是延芳淀水系的主源，凉水河上源在京城西部的莲花池一带，水经过沉淀后排出莲花池进入凉水河，且水势小，流速低，再经南苑、马驹桥一路沉降，水到延芳淀之前就已经清澈见底，可以说水至清，所以称凉水河，取水质清凉之意，说明白些就是永定河泥沙带不到延芳淀地区。

再说东面的白河，古白河也是几次改道，而且在通州区不只一条水道，读《后汉书》关于渔阳、潞河、彭宠等的记载，当时的潞河走古路县城西，从路县城西、向东转为东南流，并不流经今通州城东，与永定河一样绕过了延芳淀地区。白河一脉或说一度的主脉后来流经今张家湾村，也就是明代古城东墙外，河窄而水浅，泥沙在张家湾以上淤积，只有发洪水时部份泥沙才可能顺水而下，带入延芳淀地区，这点泥沙的绝大部份沉积在张家湾以南不远的地方，而白河因沙质堤而渗水，这些水不带泥沙。

    两条主要河流均绕过延芳淀地区，冲击的泥沙很少，能够到达这里的泥沙又小又细，所以，延芳淀地区土质十分黏重，当地人称黄胶泥，比做砚台的澄泥还细重，晒干后可当石头用，而且越往深处挖越黏越难挖，即便是古代河床的细黄沙也细到无法用在建筑上，当地人称为面沙，这都可以说明，当时流入的河水，很清很干净，泥沙很少很少，可以沉淀下来的都是又小又细又重的物质，甚至天然青膏泥也时有发现，而延芳淀周边，河水常年流淌，不断淤积的地方自然比延芳淀地区海拔高，既，延芳淀是因河沙没有淤积到这一带或没淤积那么厚而形成。

    如前所述，和白洋淀作比较，延芳淀地区，包括周边，多盐碱硝之类物质，这些东西正是古海盆中含量最高的东西，而塌陷型的白洋淀则没有，综上所述，延芳淀的形成是古海水退缩后留下的一个浅水盆地。这个浅盆原来的面积很大，应包括整个北京小平原，以及河北沿海地区，在地质年代被多条河水逐渐淤积成平原，而被永定、潮白两条河水绕过的中间地带则形成古代延芳淀，也可以说形成庞大的雍奴薮，这些再次说明，延芳淀的形成与地震无关而是自然地理的原貌。

    毫无疑问，延芳淀是北京小平原上最低洼的地方，主淀一带自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最低处在永乐店镇熬硝营一带，这是今天的海拔高度，历史地质时期怎样不得而知。可能有人认为最低的地方应当是主淀，事实则相反，最低处恰恰并不是主淀，因为最低处可能平均水较深，但不一定是绝对最深处，只有最深而较大的水域才适合捺钵活动。一年四季中，只有雨季延芳淀是一望无边的水域，有些浩浩襄山怀陵的感觉，水大水深，其它时间并非整体水域相连，夏季天气炎热，根本不适合春天那样的捺体活动，但适合捕鱼，而捕鱼是契丹人的生产方式之一。

    辽代，春季的延芳淀由若干坑塘和小湖泊组成，小到一亩，大到千亩不一，小湖与坑塘之间有小路相通，最窄的地方仅可供一人通行，小路或说土埂上长满新春芦苇，水面以上的湖坡上同样被芦苇或其它植物覆盖。比较大的水面中或有小岛，而且这样的小岛不会只有一两个。小路和土埂把整个主淀连接起来，这就为捺钵活动创造了条件，也为早期居民的来往提供方便。正因为这些小路和土埂的存在，阻挡住水势东下，如果将这些小路和土埂全部沟通并与港沟河相连，那就没有延芳淀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修水利，排涝排碱正是这么做的，开挖若干排水沟渠，诸如凤港减河、胜利干渠、枣凤沟等都在古延芳淀内或经过延芳淀，使这片广大区域变成沃野良田，综上，主淀要看水面大小，尤其春天水深多少，还要看水鸟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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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流  植被  物产

淀沼一定要有固定的水源补给，延芳淀的水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本地雨水存留；二是凉水河补水，为主要水源；三是白河。凉水河为永定河支流，东西横贯通州地区中部，是通州地区惟一沟通永定河与古白河的河流。因地势的原因，凉水河南堤极易冲决，实际上的南堤高高低低曲曲弯弯，形同一个坝埂，这种状态即使本地不下雨，上游来水较大时也会在南岸形成乱流。在新河村与堰上村之间曾有一条河，隋代通达涿郡的南北大运河便由此河沟通上下，随着下游淤废，这条河也就成为泄洪河。苍头村西，古人为了防洪，人工开有一条小河称苍头河，此河长年有水，经陆辛庄村北、向东南，穿过北大化村，经潞观村西，向南至大北关村入延芳淀主淀。凉水河下游因上游泄水关系加之河宽水浅，很少决堤决口，除非是白河倒灌。事实是，凉水河在西、北、东北三个方向包围着延芳淀的主淀，这就注定凉水河水绝大部份汇入延芳淀，成为延芳淀的主要水源，最终经由港沟河排出。

白河流到张家湾，受地形突然下降影响，上下落差很大，加之白河在这里向东拐弯儿，水量过大时会在张家湾城东南冲开河堤，时堵时溃，时间久了便形成一条小河沟，这条河沟由来已久，沿今天何各庄、小辛庄、向南入延芳淀，也有人认为这条小河沟就是港沟河，笔者不取。辽时开凿萧太后河与此河沟相通，水面开始宽大，但水仍很浅，由原路线在小辛庄改向东南，流经吴营村南、南羊村至漷县东门外与港沟河相汇，但大部份水在途中流入延芳淀。另外，古延芳淀底，在今天的建筑作业中，也偶然发现不少小河遗址，来源不明，去向不明，应是源于凉水河的小河沟漂移。

漷县东门外是港沟河的实际发源地，古称笥沟，因辽时沟通今天津市宁河区白龙港，漕运东北方向粮食物资，取笥和港二字为河名，笥沟之名来源久远，《水经注》中即称笥沟。此河上半段水浅、坡陡、流急、水下硬底，似乎河底从未淤积过泥沙。港沟河在今通州地区只有十多公里，流域面积约一百多平方公里，但此河早在三国时就已经用来漕运。东汉建安十二年，曹操东征三郡乌桓，前一年命：“凿渠，自滹沱入孤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三国志。武帝记》。泉州渠就是港沟河南段，上游则经笥沟在漷县东连通白河，军兵粮草走此河，目的地很明显，就是在潞县的某地上岸，再向东北方向至今辽宁朝阳一带。通过这个记载，说明早在三国时代港沟河曾人为地与白河相通漕运，可见那时的水量不是一般地大。

其实，今人理解的运河漕运与真实的南船北来运送粮食物资有出入，直到清中期，漕船都必须在雨季水量最大时通过今武清区杨村以上段，其它时间漕船根本不可能行驶到通州码头，就是说，漕船自古以来就要经过延芳淀，并不走正式河道，实际上也找不到河道，已故军粮经纪后人密符扇捐赠者陈乃文先生曾对笔者谈过这个问题。漕船过杨村，白茫茫都是水，找不到河道，船上尖丁带有罗盘，先将船驶入延芳淀以避乱流，过漷县后用罗盘找通州方向，驶过延芳淀再向上，方见运河河道，最终沿河到达通州，直至清代依然如此，玩味这种做法多半是迷失方向，似也有抄近路之意。

辽、金、元以至今，港沟河都是延芳淀的泄洪河，在流经通州地区的所有河流中，港沟河最为卑下，就是说海拔最低，河床最深，这也是此河最早被用来漕运的原因所在，三国时，笥沟的河面可能不比海平面高多少，与海面持平也有可能，如此则十分适合漕运。此河对延芳淀水量的调节作用很大，对古漷县城的安全举足轻重，尤其对明代开垦后的延芳淀农业。上世纪延芳淀地区排碱排涝也全靠此河，所有新开沟渠包括凤港碱河的水最终全部通过此河流向大海，同时将盐碱带入大海。

白河在延芳淀之右，距港沟河约有一公里，历史上，白河也对延芳淀起过补水作用，而且白河在元代以前若干次与港沟河相通，既用于漕运也可为白河减轻洪水压力，而漕运也多次借道港沟河与延芳淀。有元一代，北来漕船多经港沟河入延芳淀到张家湾，并不走漷县附近段白河河道，因为雨季水大时白河看不出河道，粮船便直接由漷县东门向西北，直奔目的地，那时的漕运终点不在通州城东。张瑄第一次海运正是走的这条路线，正值盛水期，其它季节他的船队不可能顺利到达张家湾。但是，除雨季外，白河对延芳淀补水作用不大，因地势关系，白河决口绝大多数在东堤，沙堤渗水也以东堤为主。

延芳淀元时有柳林、枣林，现今延芳淀范围内有诸如榆林、栲栳、大柳树、双槐树等村庄，这些地名村名虽然形成先后不同，但都是以树木树林命名，可以佐证，延芳淀地区自古以来就有这些树种，是这一地区的主要乔木，当然，还有杜梨树等其它树种。这些地名中惟一不见杨树，这是由土壤结构决定的，因为土层黏重且伴有半风化僵石不适合杨树生长。最适合此地生长的是榆树，其次是柳树。榆树被广泛人工种植，而且是有讲究的种植，延芳淀古人在生下儿子之后，种上十几棵榆树，孩子二十岁时榆树正好成材，儿子则恰好是当婚年纪，伐下二十年前种下的榆树，正好够盖三间平房用来结婚成家。榆树也是荒年借以充饥的粮食，而枣树则是此地最早栽培的经济树种，以上是延芳淀植被中的主要乔木。

灌木主要是酸枣丛，几乎到处都有，这种植物即耐旱涝又耐盐碱，可以在任何土质，任何环境下生长，同时也是一种食物，对于缺乏蔬菜水果的古人来说也是一种补尝。丛柳俗称柳条子，也是一种常见灌木，这种树条算是经济灌木，可以用来编织生活和生产用具，自用外，也可以去贩卖。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榛莽种类不少，但很难成丛成片，如少数荆条之类，经济价值不大。

芦苇是延芳淀植被的大宗，夏季，无处不有，一望无际，蔽日遮天，渺渺绿海。延芳淀中有多种芦苇，一种是大芦苇，就是高而头重脚轻的那种，用来编席或编生活用具。一种是小芦苇俗称小苇子，这是种矮而硬的芦苇，秋冬时节铁杆发红，所以也称铁杆苇子，这种苇子最多也最普遍，用来盖房或编制苇帘。还有一种地芦苇，它不是向上生长，而是伏在地面蔓生也可在水面延伸着生长，仿佛天意，这种芦苇在秋冬收割芦苇时正好用做捆绑芦苇的绳子，夏季割草时也可以使用，将草捆成捆扛在肩上即省事又方便。

延芳淀植被中不可或缺的是水中植物，淀中凡是有水的地方就有苲草和藻类，包括柳叶苲，刺苲，灯笼苲等等，柳叶苲和灯笼苲生长在水浅的地方，刺苲需要稍深水域，但水深超过一米一般不适合水草生长。圆叶水草和藻类则更多，这是水鸟的觅食区，而不生水草的深水区是天鹅等水鸟的休息区。岸边浅水处生长的茨菇等水中生物是天鹅的最爱，《辽史》中所谓“芡蕖”便是此物，人也可以吃，口味微甜，这也是春末夏初天鹅等水鸟来到延芳淀的原因。延芳淀的所有植被无论对人对鸟对动物没有一样是无用的。

在地质年代，延芳淀是海水退缩后留下的浅湖盆，由浅沼坑塘共同组成，太行山、燕山的山前河段较短，水量也不大，加上没有象样河流途经此地，这里的盐碱始终没能由水流冲刷到海，所以土壤含盐量很高，适合煮盐业的开发。这个地区春秋战国时属燕国，《史记》说：“燕齐有鱼盐之利”。《汉书》：“......渔阳郡泉州、辽东郡平郭、辽西郡海阳设盐官”。并在渔阳郡条下记：“泉州，有盐官。莽曰泉调”。《后汉书。郡国志》渔阳郡下又记：“泉州有铁。”这里的泉州就是泉州县，西汉初中期与雍奴县先后设置，最初的县址在今德仁务村（另章讨论），后东移今天津市武清区的城上村，于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并入雍奴县。雍奴县的设置晚于泉州，泉州则晚于路县。关于泉州有铁无考，或是误记。

笔者幼年时见过有老人在盐碱较多的地方开的盐田，低洼处成片地挫起方格状的水池，长方型。每个格约八米长五米宽，格与格之间有水口相通，四周围有高一点的土埂，然后等着雨水将所有方格全部蓄满，由阳光将水晒干，方格内便是一层较厚的白霜也就是盐土，用木板将盐土刮起来，用车运走，然后用水泡这盐土，取盐水不要锅底杂质，再熬煮盐水，熬出的白色物质如一层薄冰，很硬，是盐是碱是硝谁也说不清，用手指头抹一下尝尝，是咸味，但肯定不是纯盐。

德仁务村东有三个大型砖墓，为东汉时家族墓葬，规格很高，不亚于王侯级别，在通州区以南以东地区目前绝无仅有，而遍查史藉，历史上此地和周边地区并没有与此墓相匹配的人物，东汉时更是没有。可能的是：东汉时煮盐业仍在继续，墓主人就是当时的盐官，这个家族可能世代管理泉州盐务，因此才能在德仁务东建造规模庞大的家族冢墓。另一种可能是泉州县地处边地，去洛阳太远，且制盐业东移，朝庭放弃这里的盐业而由私人经营，而经营者很可能是当初的盐官，发财后在此营造的大型砖墓。但自西汉中期以来，盐铁一直由国家专卖，是否有这种可能不一定，这里聊备一说。在笔者看来，德仁务东汉三大冢无论如何与泉州的煮盐业有关，这是最适当的解释。

除煮盐外，后世也有熬硝业，永乐店镇熬硝营村便因此得名，但开始熬硝的时间无法确定，应不早于明代，结束的时间应在解放前后，据说这个行业很累人，具体操作暂时不得而知，还需与知情者探讨。

延芳淀的大宗物产就是芦苇，这种东西看着不起眼，用处可不小，建房、烧柴、编织，换钱样样都行。辽、金、元三代延芳淀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还未开发，在此地区活动的人多为流民或少数民族，想在此地久居，第一是选择高敞之地，第二就是建房，建房的材料自然是就地取材，砍几棵榆树或柳树连同枝杈一起架在土墙上，再盖上厚厚一层芦苇，用小铁杆苇子，结成小捆，一捆一捆地码在房顶，苇上覆盖泥土，冬暖夏凉，这种小苇子结实不易糟朽，这是因地制宜的好方法。

辽、金、元时期，延芳淀很少有农业种植，也就没有秸杆可供烧柴，芦苇就是居民做饭取暖的主要燃料。在延芳淀地区，编织业自古就有，大到编簿编笆（盖房用），小到手使工具都有编织。编织最多的是苇席，这是大宗货物，自用外全部出售，分糙席细席，细席用来铺炕睡人，糙席用在砖厂或城墙上。元代以前北京的城墙是土的，墙皮没有包砖，雨季用苇席遮盖防止雨水冲刷，此时延芳淀的编织业就是个忙禄的季节，朝廷一是要求进贡苇席，二是官府出钱买，延芳淀的芦苇就是这样变成的钱。除了加工、编织，秋末冬初时现割的芦苇也大量出售，当材料卖或当柴卖，但价值远不如编织品。

“燕有鱼盐枣栗之饶”，这是太史公司马迁说的，枣栗在燕北山中，鱼盐则在东部和昭王后期的东北部，燕昭王开五郡之前燕国疆土很小，几被胡狄包围，只有东南方向与齐国接壤，而齐国的北疆已经到了今天的河北盐山县，也就是天津南不远的地方，西北到平舒，就是今天河北大城县，未开五郡之前，燕国东部的鱼盐之利自然是指延芳淀及周边地区，因为当时的天津市及附近地区还在海水下面或是黄河入海口的滩涂，所以，渔业与盐业是延芳淀古人的立命之本。

延芳淀水中不仅有四大家鱼，几乎所有能在北方生长的鱼类这里都有，每种鱼又细分为多种，很普通的鲫鱼分黑鲫、白鲫、黄鲫，这是因为它们生活的水域不同，水质不同，生长期也不同。黑鲫最普通，白鲫生长在清水中且食物比较单一，只吃浮游生物，黄鲫生长在最肥水域有淤泥的地方，而且不喜活动，生长期长，时间久了颜色自然发黄。吃法也不相同，白鲫适合熬汤，最适合产妇，黄鲫适合油煎、烧烤，红焖也不错，而黑鲫就是乱炖了。鳝鱼也分几种，黄鳝、血鳝、刺鳝，如今所见食用鳝鱼根本没有真正的黄鳝，刺鳝据说是种药材，当药引子用，没有人当鱼吃，即使是血鳝如今也是人工养殖，冒充黄鳝。

延芳淀的鱼是怎么卖出去的呢，很多人不知道如此多的鱼卖给谁又是怎么运出去，根据明代人的各种笔记，参考沿海渔业的做法，可推断出一个大概。其实也简单，辽代前后或更早些时间，夏秋捕的鱼是鱼盐一起卖，延芳淀最不缺盐，将大量捕到的鱼用土盐淹制，不怕盐多，然后在地上铺上芦苇，将咸鱼晒干，卖鱼时从盐面中把鱼抖搂出来，有人买鱼顺便给抓把盐，买鱼人等于即买了鱼又买了盐，一举两得。所以，只要干鱼离开延芳淀并不发愁销售，而且利润也不错，毕竟这是没本的买卖，只要人肯出力就能赚钱。

延芳淀的捕鱼期其实在冬季，这是卖鲜鱼或说冻鱼的季节，当然，要在年前的腊月，因为正月里辽朝的捺钵就开始了，即使金、元两代，正月时也把延芳淀地区封锁起来，供他们自己渔猎。冬天捕鱼一般说有两个方法，一是在大水面冰下拉网，一如今天东北的查干湖冬捕，另一个办法是几个人或十几个人选择一个不大的坑塘淘坑，就是人工用水搂将坑中水淘干，然后揭冰取鱼，每亩水面出鱼约五千斤左右。如果不是为了卖鱼换钱，淀中随便一个坑塘只要在中央打开一个窟窿，冰下的水由于压力过大会向冰面翻水，鱼会随着上涌的水翻上冰面，随便抓一些就够吃，还可以送人。鱼出水便被冷冻，有专人负责去人烟稠密的地方贩卖，有车可以运到辽的南京、金的中都、元的大都。那时冬天吃鲜鱼还是件奢侈的事，价钱又不贵，所以很好销售。这就是《史记》、《汉书》、及《后汉书》中所说的鱼盐之利。

延芳淀最早的经济活动应是畜牧业，第一批在此地放牧的人不会是中原人，而是北方不相统属的各少数民族，是逐水草而居的人最先到达这里。《周礼。夏官。职方氏》中说：（东北幽州）“其畜宜四扰”这所谓的四扰其实就是马、牛、羊、猪，延芳淀一带所饲养和放牧的应该也是这些家畜。根据延芳淀周边宝坻、三河、邦均等地春秋、战国墓葬看，其葬俗和陪葬品，明显与中原人不同，与姬姓燕国也不一样，说明那个时代中原人还没有来到延芳淀及周边地区，即使有也非常非常地少。

延芳淀的农业发展较晚，元代虽在这里设置过“营田司”，但这个机构的性质并不是真正地开垦土地，而是安置各色流民，将他们看管起来，防止形成反抗势力，这些人也是随聚随散，没人真想在此种田。正式的农业开发始自明初大移民时期，明代之前这一带只是高处随意种点小米，洼地种些高粱，收与不收也无所谓，没几个人靠农业收入吃饭，好在那时这一带人烟稀少，而且走的走来的来，很少有长驻居民。明洪武时朱元璋几次移民之后（洪武四年1371年之后），延芳淀及周边人烟渐多，开始大面积农作物种植，一开始同样是种小米、高粱，黍子等很少几种作物，后来品种逐渐增多，玉米、白薯、土豆、小麦、水稻等都有种植，但直至清末产量一直不高，旱年洼地多收点，涝年高地多收点。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大兴水利排碱排涝后产量才得到大幅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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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流  植被  物产

淀沼一定要有固定的水源补给，延芳淀的水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本地雨水存留；二是凉水河补水，为主要水源；三是白河。凉水河为永定河支流，东西横贯通州地区中部，是通州地区惟一沟通永定河与古白河的河流。因地势的原因，凉水河南堤极易冲决，实际上的南堤高高低低曲曲弯弯，形同一个坝埂，这种状态即使本地不下雨，上游来水较大时也会在南岸形成乱流。在新河村与堰上村之间曾有一条河，隋代通达涿郡的南北大运河便由此河沟通上下，随着下游淤废，这条河也就成为泄洪河。苍头村西，古人为了防洪，人工开有一条小河称苍头河，此河长年有水，经陆辛庄村北、向东南，穿过北大化村，经潞观村西，向南至大北关村入延芳淀主淀。凉水河下游因上游泄水关系加之河宽水浅，很少决堤决口，除非是白河倒灌。事实是，凉水河在西、北、东北三个方向包围着延芳淀的主淀，这就注定凉水河水绝大部份汇入延芳淀，成为延芳淀的主要水源，最终经由港沟河排出。

白河流到张家湾，受地形突然下降影响，上下落差很大，加之白河在这里向东拐弯儿，水量过大时会在张家湾城东南冲开河堤，时堵时溃，时间久了便形成一条小河沟，这条河沟由来已久，沿今天何各庄、小辛庄、向南入延芳淀，也有人认为这条小河沟就是港沟河，笔者不取。辽时开凿萧太后河与此河沟相通，水面开始宽大，但水仍很浅，由原路线在小辛庄改向东南，流经吴营村南、南羊村至漷县东门外与港沟河相汇，但大部份水在途中流入延芳淀。另外，古延芳淀底，在今天的建筑作业中，也偶然发现不少小河遗址，来源不明，去向不明，应是源于凉水河的小河沟漂移。

漷县东门外是港沟河的实际发源地，古称笥沟，因辽时沟通今天津市宁河区白龙港，漕运东北方向粮食物资，取笥和港二字为河名，笥沟之名来源久远，《水经注》中即称笥沟。此河上半段水浅、坡陡、流急、水下硬底，似乎河底从未淤积过泥沙。港沟河在今通州地区只有十多公里，流域面积约一百多平方公里，但此河早在三国时就已经用来漕运。东汉建安十二年，曹操东征三郡乌桓，前一年命：“凿渠，自滹沱入孤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三国志。武帝记》。泉州渠就是港沟河南段，上游则经笥沟在漷县东连通白河，军兵粮草走此河，目的地很明显，就是在潞县的某地上岸，再向东北方向至今辽宁朝阳一带。通过这个记载，说明早在三国时代港沟河曾人为地与白河相通漕运，可见那时的水量不是一般地大。

其实，今人理解的运河漕运与真实的南船北来运送粮食物资有出入，直到清中期，漕船都必须在雨季水量最大时通过今武清区杨村以上段，其它时间漕船根本不可能行驶到通州码头，就是说，漕船自古以来就要经过延芳淀，并不走正式河道，实际上也找不到河道，已故军粮经纪后人密符扇捐赠者陈乃文先生曾对笔者谈过这个问题。漕船过杨村，白茫茫都是水，找不到河道，船上尖丁带有罗盘，先将船驶入延芳淀以避乱流，过漷县后用罗盘找通州方向，驶过延芳淀再向上，方见运河河道，最终沿河到达通州，直至清代依然如此，玩味这种做法多半是迷失方向，似也有抄近路之意。

辽、金、元以至今，港沟河都是延芳淀的泄洪河，在流经通州地区的所有河流中，港沟河最为卑下，就是说海拔最低，河床最深，这也是此河最早被用来漕运的原因所在，三国时，笥沟的河面可能不比海平面高多少，与海面持平也有可能，如此则十分适合漕运。此河对延芳淀水量的调节作用很大，对古漷县城的安全举足轻重，尤其对明代开垦后的延芳淀农业。上世纪延芳淀地区排碱排涝也全靠此河，所有新开沟渠包括凤港碱河的水最终全部通过此河流向大海，同时将盐碱带入大海。

白河在延芳淀之右，距港沟河约有一公里，历史上，白河也对延芳淀起过补水作用，而且白河在元代以前若干次与港沟河相通，既用于漕运也可为白河减轻洪水压力，而漕运也多次借道港沟河与延芳淀。有元一代，北来漕船多经港沟河入延芳淀到张家湾，并不走漷县附近段白河河道，因为雨季水大时白河看不出河道，粮船便直接由漷县东门向西北，直奔目的地，那时的漕运终点不在通州城东。张瑄第一次海运正是走的这条路线，正值盛水期，其它季节他的船队不可能顺利到达张家湾。但是，除雨季外，白河对延芳淀补水作用不大，因地势关系，白河决口绝大多数在东堤，沙堤渗水也以东堤为主。

延芳淀元时有柳林、枣林，现今延芳淀范围内有诸如榆林、栲栳、大柳树、双槐树等村庄，这些地名村名虽然形成先后不同，但都是以树木树林命名，可以佐证，延芳淀地区自古以来就有这些树种，是这一地区的主要乔木，当然，还有杜梨树等其它树种。这些地名中惟一不见杨树，这是由土壤结构决定的，因为土层黏重且伴有半风化僵石不适合杨树生长。最适合此地生长的是榆树，其次是柳树。榆树被广泛人工种植，而且是有讲究的种植，延芳淀古人在生下儿子之后，种上十几棵榆树，孩子二十岁时榆树正好成材，儿子则恰好是当婚年纪，伐下二十年前种下的榆树，正好够盖三间平房用来结婚成家。榆树也是荒年借以充饥的粮食，而枣树则是此地最早栽培的经济树种，以上是延芳淀植被中的主要乔木。

灌木主要是酸枣丛，几乎到处都有，这种植物即耐旱涝又耐盐碱，可以在任何土质，任何环境下生长，同时也是一种食物，对于缺乏蔬菜水果的古人来说也是一种补尝。丛柳俗称柳条子，也是一种常见灌木，这种树条算是经济灌木，可以用来编织生活和生产用具，自用外，也可以去贩卖。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榛莽种类不少，但很难成丛成片，如少数荆条之类，经济价值不大。

芦苇是延芳淀植被的大宗，夏季，无处不有，一望无际，蔽日遮天，渺渺绿海。延芳淀中有多种芦苇，一种是大芦苇，就是高而头重脚轻的那种，用来编席或编生活用具。一种是小芦苇俗称小苇子，这是种矮而硬的芦苇，秋冬时节铁杆发红，所以也称铁杆苇子，这种苇子最多也最普遍，用来盖房或编制苇帘。还有一种地芦苇，它不是向上生长，而是伏在地面蔓生也可在水面延伸着生长，仿佛天意，这种芦苇在秋冬收割芦苇时正好用做捆绑芦苇的绳子，夏季割草时也可以使用，将草捆成捆扛在肩上即省事又方便。

延芳淀植被中不可或缺的是水中植物，淀中凡是有水的地方就有苲草和藻类，包括柳叶苲，刺苲，灯笼苲等等，柳叶苲和灯笼苲生长在水浅的地方，刺苲需要稍深水域，但水深超过一米一般不适合水草生长。圆叶水草和藻类则更多，这是水鸟的觅食区，而不生水草的深水区是天鹅等水鸟的休息区。岸边浅水处生长的茨菇等水中生物是天鹅的最爱，《辽史》中所谓“芡蕖”便是此物，人也可以吃，口味微甜，这也是春末夏初天鹅等水鸟来到延芳淀的原因。延芳淀的所有植被无论对人对鸟对动物没有一样是无用的。

在地质年代，延芳淀是海水退缩后留下的浅湖盆，由浅沼坑塘共同组成，太行山、燕山的山前河段较短，水量也不大，加上没有象样河流途经此地，这里的盐碱始终没能由水流冲刷到海，所以土壤含盐量很高，适合煮盐业的开发。这个地区春秋战国时属燕国，《史记》说：“燕齐有鱼盐之利”。《汉书》：“......渔阳郡泉州、辽东郡平郭、辽西郡海阳设盐官”。并在渔阳郡条下记：“泉州，有盐官。莽曰泉调”。《后汉书。郡国志》渔阳郡下又记：“泉州有铁。”这里的泉州就是泉州县，西汉初中期与雍奴县先后设置，最初的县址在今德仁务村（另章讨论），后东移今天津市武清区的城上村，于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并入雍奴县。雍奴县的设置晚于泉州，泉州则晚于路县。关于泉州有铁无考，或是误记。

笔者幼年时见过有老人在盐碱较多的地方开的盐田，低洼处成片地挫起方格状的水池，长方型。每个格约八米长五米宽，格与格之间有水口相通，四周围有高一点的土埂，然后等着雨水将所有方格全部蓄满，由阳光将水晒干，方格内便是一层较厚的白霜也就是盐土，用木板将盐土刮起来，用车运走，然后用水泡这盐土，取盐水不要锅底杂质，再熬煮盐水，熬出的白色物质如一层薄冰，很硬，是盐是碱是硝谁也说不清，用手指头抹一下尝尝，是咸味，但肯定不是纯盐。

德仁务村东有三个大型砖墓，为东汉时家族墓葬，规格很高，不亚于王侯级别，在通州区以南以东地区目前绝无仅有，而遍查史藉，历史上此地和周边地区并没有与此墓相匹配的人物，东汉时更是没有。可能的是：东汉时煮盐业仍在继续，墓主人就是当时的盐官，这个家族可能世代管理泉州盐务，因此才能在德仁务东建造规模庞大的家族冢墓。另一种可能是泉州县地处边地，去洛阳太远，且制盐业东移，朝庭放弃这里的盐业而由私人经营，而经营者很可能是当初的盐官，发财后在此营造的大型砖墓。但自西汉中期以来，盐铁一直由国家专卖，是否有这种可能不一定，这里聊备一说。在笔者看来，德仁务东汉三大冢无论如何与泉州的煮盐业有关，这是最适当的解释。

除煮盐外，后世也有熬硝业，永乐店镇熬硝营村便因此得名，但开始熬硝的时间无法确定，应不早于明代，结束的时间应在解放前后，据说这个行业很累人，具体操作暂时不得而知，还需与知情者探讨。

延芳淀的大宗物产就是芦苇，这种东西看着不起眼，用处可不小，建房、烧柴、编织，换钱样样都行。辽、金、元三代延芳淀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还未开发，在此地区活动的人多为流民或少数民族，想在此地久居，第一是选择高敞之地，第二就是建房，建房的材料自然是就地取材，砍几棵榆树或柳树连同枝杈一起架在土墙上，再盖上厚厚一层芦苇，用小铁杆苇子，结成小捆，一捆一捆地码在房顶，苇上覆盖泥土，冬暖夏凉，这种小苇子结实不易糟朽，这是因地制宜的好方法。

辽、金、元时期，延芳淀很少有农业种植，也就没有秸杆可供烧柴，芦苇就是居民做饭取暖的主要燃料。在延芳淀地区，编织业自古就有，大到编簿编笆（盖房用），小到手使工具都有编织。编织最多的是苇席，这是大宗货物，自用外全部出售，分糙席细席，细席用来铺炕睡人，糙席用在砖厂或城墙上。元代以前北京的城墙是土的，墙皮没有包砖，雨季用苇席遮盖防止雨水冲刷，此时延芳淀的编织业就是个忙禄的季节，朝廷一是要求进贡苇席，二是官府出钱买，延芳淀的芦苇就是这样变成的钱。除了加工、编织，秋末冬初时现割的芦苇也大量出售，当材料卖或当柴卖，但价值远不如编织品。

“燕有鱼盐枣栗之饶”，这是太史公司马迁说的，枣栗在燕北山中，鱼盐则在东部和昭王后期的东北部，燕昭王开五郡之前燕国疆土很小，几被胡狄包围，只有东南方向与齐国接壤，而齐国的北疆已经到了今天的河北盐山县，也就是天津南不远的地方，西北到平舒，就是今天河北大城县，未开五郡之前，燕国东部的鱼盐之利自然是指延芳淀及周边地区，因为当时的天津市及附近地区还在海水下面或是黄河入海口的滩涂，所以，渔业与盐业是延芳淀古人的立命之本。

延芳淀水中不仅有四大家鱼，几乎所有能在北方生长的鱼类这里都有，每种鱼又细分为多种，很普通的鲫鱼分黑鲫、白鲫、黄鲫，这是因为它们生活的水域不同，水质不同，生长期也不同。黑鲫最普通，白鲫生长在清水中且食物比较单一，只吃浮游生物，黄鲫生长在最肥水域有淤泥的地方，而且不喜活动，生长期长，时间久了颜色自然发黄。吃法也不相同，白鲫适合熬汤，最适合产妇，黄鲫适合油煎、烧烤，红焖也不错，而黑鲫就是乱炖了。鳝鱼也分几种，黄鳝、血鳝、刺鳝，如今所见食用鳝鱼根本没有真正的黄鳝，刺鳝据说是种药材，当药引子用，没有人当鱼吃，即使是血鳝如今也是人工养殖，冒充黄鳝。

延芳淀的鱼是怎么卖出去的呢，很多人不知道如此多的鱼卖给谁又是怎么运出去，根据明代人的各种笔记，参考沿海渔业的做法，可推断出一个大概。其实也简单，辽代前后或更早些时间，夏秋捕的鱼是鱼盐一起卖，延芳淀最不缺盐，将大量捕到的鱼用土盐淹制，不怕盐多，然后在地上铺上芦苇，将咸鱼晒干，卖鱼时从盐面中把鱼抖搂出来，有人买鱼顺便给抓把盐，买鱼人等于即买了鱼又买了盐，一举两得。所以，只要干鱼离开延芳淀并不发愁销售，而且利润也不错，毕竟这是没本的买卖，只要人肯出力就能赚钱。

延芳淀的捕鱼期其实在冬季，这是卖鲜鱼或说冻鱼的季节，当然，要在年前的腊月，因为正月里辽朝的捺钵就开始了，即使金、元两代，正月时也把延芳淀地区封锁起来，供他们自己渔猎。冬天捕鱼一般说有两个方法，一是在大水面冰下拉网，一如今天东北的查干湖冬捕，另一个办法是几个人或十几个人选择一个不大的坑塘淘坑，就是人工用水搂将坑中水淘干，然后揭冰取鱼，每亩水面出鱼约五千斤左右。如果不是为了卖鱼换钱，淀中随便一个坑塘只要在中央打开一个窟窿，冰下的水由于压力过大会向冰面翻水，鱼会随着上涌的水翻上冰面，随便抓一些就够吃，还可以送人。鱼出水便被冷冻，有专人负责去人烟稠密的地方贩卖，有车可以运到辽的南京、金的中都、元的大都。那时冬天吃鲜鱼还是件奢侈的事，价钱又不贵，所以很好销售。这就是《史记》、《汉书》、及《后汉书》中所说的鱼盐之利。

延芳淀最早的经济活动应是畜牧业，第一批在此地放牧的人不会是中原人，而是北方不相统属的各少数民族，是逐水草而居的人最先到达这里。《周礼。夏官。职方氏》中说：（东北幽州）“其畜宜四扰”这所谓的四扰其实就是马、牛、羊、猪，延芳淀一带所饲养和放牧的应该也是这些家畜。根据延芳淀周边宝坻、三河、邦均等地春秋、战国墓葬看，其葬俗和陪葬品，明显与中原人不同，与姬姓燕国也不一样，说明那个时代中原人还没有来到延芳淀及周边地区，即使有也非常非常地少。

延芳淀的农业发展较晚，元代虽在这里设置过“营田司”，但这个机构的性质并不是真正地开垦土地，而是安置各色流民，将他们看管起来，防止形成反抗势力，这些人也是随聚随散，没人真想在此种田。正式的农业开发始自明初大移民时期，明代之前这一带只是高处随意种点小米，洼地种些高粱，收与不收也无所谓，没几个人靠农业收入吃饭，好在那时这一带人烟稀少，而且走的走来的来，很少有长驻居民。明洪武时朱元璋几次移民之后（洪武四年1371年之后），延芳淀及周边人烟渐多，开始大面积农作物种植，一开始同样是种小米、高粱，黍子等很少几种作物，后来品种逐渐增多，玉米、白薯、土豆、小麦、水稻等都有种植，但直至清末产量一直不高，旱年洼地多收点，涝年高地多收点。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大兴水利排碱排涝后产量才得到大幅度提升。

人人文学

一，河流  植被  物产

淀沼一定要有固定的水源补给，延芳淀的水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本地雨水存留；二是凉水河补水，为主要水源；三是白河。凉水河为永定河支流，东西横贯通州地区中部，是通州地区惟一沟通永定河与古白河的河流。因地势的原因，凉水河南堤极易冲决，实际上的南堤高高低低曲曲弯弯，形同一个坝埂，这种状态即使本地不下雨，上游来水较大时也会在南岸形成乱流。在新河村与堰上村之间曾有一条河，隋代通达涿郡的南北大运河便由此河沟通上下，随着下游淤废，这条河也就成为泄洪河。苍头村西，古人为了防洪，人工开有一条小河称苍头河，此河长年有水，经陆辛庄村北、向东南，穿过北大化村，经潞观村西，向南至大北关村入延芳淀主淀。凉水河下游因上游泄水关系加之河宽水浅，很少决堤决口，除非是白河倒灌。事实是，凉水河在西、北、东北三个方向包围着延芳淀的主淀，这就注定凉水河水绝大部份汇入延芳淀，成为延芳淀的主要水源，最终经由港沟河排出。

白河流到张家湾，受地形突然下降影响，上下落差很大，加之白河在这里向东拐弯儿，水量过大时会在张家湾城东南冲开河堤，时堵时溃，时间久了便形成一条小河沟，这条河沟由来已久，沿今天何各庄、小辛庄、向南入延芳淀，也有人认为这条小河沟就是港沟河，笔者不取。辽时开凿萧太后河与此河沟相通，水面开始宽大，但水仍很浅，由原路线在小辛庄改向东南，流经吴营村南、南羊村至漷县东门外与港沟河相汇，但大部份水在途中流入延芳淀。另外，古延芳淀底，在今天的建筑作业中，也偶然发现不少小河遗址，来源不明，去向不明，应是源于凉水河的小河沟漂移。

漷县东门外是港沟河的实际发源地，古称笥沟，因辽时沟通今天津市宁河区白龙港，漕运东北方向粮食物资，取笥和港二字为河名，笥沟之名来源久远，《水经注》中即称笥沟。此河上半段水浅、坡陡、流急、水下硬底，似乎河底从未淤积过泥沙。港沟河在今通州地区只有十多公里，流域面积约一百多平方公里，但此河早在三国时就已经用来漕运。东汉建安十二年，曹操东征三郡乌桓，前一年命：“凿渠，自滹沱入孤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三国志。武帝记》。泉州渠就是港沟河南段，上游则经笥沟在漷县东连通白河，军兵粮草走此河，目的地很明显，就是在潞县的某地上岸，再向东北方向至今辽宁朝阳一带。通过这个记载，说明早在三国时代港沟河曾人为地与白河相通漕运，可见那时的水量不是一般地大。

其实，今人理解的运河漕运与真实的南船北来运送粮食物资有出入，直到清中期，漕船都必须在雨季水量最大时通过今武清区杨村以上段，其它时间漕船根本不可能行驶到通州码头，就是说，漕船自古以来就要经过延芳淀，并不走正式河道，实际上也找不到河道，已故军粮经纪后人密符扇捐赠者陈乃文先生曾对笔者谈过这个问题。漕船过杨村，白茫茫都是水，找不到河道，船上尖丁带有罗盘，先将船驶入延芳淀以避乱流，过漷县后用罗盘找通州方向，驶过延芳淀再向上，方见运河河道，最终沿河到达通州，直至清代依然如此，玩味这种做法多半是迷失方向，似也有抄近路之意。

辽、金、元以至今，港沟河都是延芳淀的泄洪河，在流经通州地区的所有河流中，港沟河最为卑下，就是说海拔最低，河床最深，这也是此河最早被用来漕运的原因所在，三国时，笥沟的河面可能不比海平面高多少，与海面持平也有可能，如此则十分适合漕运。此河对延芳淀水量的调节作用很大，对古漷县城的安全举足轻重，尤其对明代开垦后的延芳淀农业。上世纪延芳淀地区排碱排涝也全靠此河，所有新开沟渠包括凤港碱河的水最终全部通过此河流向大海，同时将盐碱带入大海。

白河在延芳淀之右，距港沟河约有一公里，历史上，白河也对延芳淀起过补水作用，而且白河在元代以前若干次与港沟河相通，既用于漕运也可为白河减轻洪水压力，而漕运也多次借道港沟河与延芳淀。有元一代，北来漕船多经港沟河入延芳淀到张家湾，并不走漷县附近段白河河道，因为雨季水大时白河看不出河道，粮船便直接由漷县东门向西北，直奔目的地，那时的漕运终点不在通州城东。张瑄第一次海运正是走的这条路线，正值盛水期，其它季节他的船队不可能顺利到达张家湾。但是，除雨季外，白河对延芳淀补水作用不大，因地势关系，白河决口绝大多数在东堤，沙堤渗水也以东堤为主。

延芳淀元时有柳林、枣林，现今延芳淀范围内有诸如榆林、栲栳、大柳树、双槐树等村庄，这些地名村名虽然形成先后不同，但都是以树木树林命名，可以佐证，延芳淀地区自古以来就有这些树种，是这一地区的主要乔木，当然，还有杜梨树等其它树种。这些地名中惟一不见杨树，这是由土壤结构决定的，因为土层黏重且伴有半风化僵石不适合杨树生长。最适合此地生长的是榆树，其次是柳树。榆树被广泛人工种植，而且是有讲究的种植，延芳淀古人在生下儿子之后，种上十几棵榆树，孩子二十岁时榆树正好成材，儿子则恰好是当婚年纪，伐下二十年前种下的榆树，正好够盖三间平房用来结婚成家。榆树也是荒年借以充饥的粮食，而枣树则是此地最早栽培的经济树种，以上是延芳淀植被中的主要乔木。

灌木主要是酸枣丛，几乎到处都有，这种植物即耐旱涝又耐盐碱，可以在任何土质，任何环境下生长，同时也是一种食物，对于缺乏蔬菜水果的古人来说也是一种补尝。丛柳俗称柳条子，也是一种常见灌木，这种树条算是经济灌木，可以用来编织生活和生产用具，自用外，也可以去贩卖。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榛莽种类不少，但很难成丛成片，如少数荆条之类，经济价值不大。

芦苇是延芳淀植被的大宗，夏季，无处不有，一望无际，蔽日遮天，渺渺绿海。延芳淀中有多种芦苇，一种是大芦苇，就是高而头重脚轻的那种，用来编席或编生活用具。一种是小芦苇俗称小苇子，这是种矮而硬的芦苇，秋冬时节铁杆发红，所以也称铁杆苇子，这种苇子最多也最普遍，用来盖房或编制苇帘。还有一种地芦苇，它不是向上生长，而是伏在地面蔓生也可在水面延伸着生长，仿佛天意，这种芦苇在秋冬收割芦苇时正好用做捆绑芦苇的绳子，夏季割草时也可以使用，将草捆成捆扛在肩上即省事又方便。

延芳淀植被中不可或缺的是水中植物，淀中凡是有水的地方就有苲草和藻类，包括柳叶苲，刺苲，灯笼苲等等，柳叶苲和灯笼苲生长在水浅的地方，刺苲需要稍深水域，但水深超过一米一般不适合水草生长。圆叶水草和藻类则更多，这是水鸟的觅食区，而不生水草的深水区是天鹅等水鸟的休息区。岸边浅水处生长的茨菇等水中生物是天鹅的最爱，《辽史》中所谓“芡蕖”便是此物，人也可以吃，口味微甜，这也是春末夏初天鹅等水鸟来到延芳淀的原因。延芳淀的所有植被无论对人对鸟对动物没有一样是无用的。

在地质年代，延芳淀是海水退缩后留下的浅湖盆，由浅沼坑塘共同组成，太行山、燕山的山前河段较短，水量也不大，加上没有象样河流途经此地，这里的盐碱始终没能由水流冲刷到海，所以土壤含盐量很高，适合煮盐业的开发。这个地区春秋战国时属燕国，《史记》说：“燕齐有鱼盐之利”。《汉书》：“......渔阳郡泉州、辽东郡平郭、辽西郡海阳设盐官”。并在渔阳郡条下记：“泉州，有盐官。莽曰泉调”。《后汉书。郡国志》渔阳郡下又记：“泉州有铁。”这里的泉州就是泉州县，西汉初中期与雍奴县先后设置，最初的县址在今德仁务村（另章讨论），后东移今天津市武清区的城上村，于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并入雍奴县。雍奴县的设置晚于泉州，泉州则晚于路县。关于泉州有铁无考，或是误记。

笔者幼年时见过有老人在盐碱较多的地方开的盐田，低洼处成片地挫起方格状的水池，长方型。每个格约八米长五米宽，格与格之间有水口相通，四周围有高一点的土埂，然后等着雨水将所有方格全部蓄满，由阳光将水晒干，方格内便是一层较厚的白霜也就是盐土，用木板将盐土刮起来，用车运走，然后用水泡这盐土，取盐水不要锅底杂质，再熬煮盐水，熬出的白色物质如一层薄冰，很硬，是盐是碱是硝谁也说不清，用手指头抹一下尝尝，是咸味，但肯定不是纯盐。

德仁务村东有三个大型砖墓，为东汉时家族墓葬，规格很高，不亚于王侯级别，在通州区以南以东地区目前绝无仅有，而遍查史藉，历史上此地和周边地区并没有与此墓相匹配的人物，东汉时更是没有。可能的是：东汉时煮盐业仍在继续，墓主人就是当时的盐官，这个家族可能世代管理泉州盐务，因此才能在德仁务东建造规模庞大的家族冢墓。另一种可能是泉州县地处边地，去洛阳太远，且制盐业东移，朝庭放弃这里的盐业而由私人经营，而经营者很可能是当初的盐官，发财后在此营造的大型砖墓。但自西汉中期以来，盐铁一直由国家专卖，是否有这种可能不一定，这里聊备一说。在笔者看来，德仁务东汉三大冢无论如何与泉州的煮盐业有关，这是最适当的解释。

除煮盐外，后世也有熬硝业，永乐店镇熬硝营村便因此得名，但开始熬硝的时间无法确定，应不早于明代，结束的时间应在解放前后，据说这个行业很累人，具体操作暂时不得而知，还需与知情者探讨。

延芳淀的大宗物产就是芦苇，这种东西看着不起眼，用处可不小，建房、烧柴、编织，换钱样样都行。辽、金、元三代延芳淀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还未开发，在此地区活动的人多为流民或少数民族，想在此地久居，第一是选择高敞之地，第二就是建房，建房的材料自然是就地取材，砍几棵榆树或柳树连同枝杈一起架在土墙上，再盖上厚厚一层芦苇，用小铁杆苇子，结成小捆，一捆一捆地码在房顶，苇上覆盖泥土，冬暖夏凉，这种小苇子结实不易糟朽，这是因地制宜的好方法。

辽、金、元时期，延芳淀很少有农业种植，也就没有秸杆可供烧柴，芦苇就是居民做饭取暖的主要燃料。在延芳淀地区，编织业自古就有，大到编簿编笆（盖房用），小到手使工具都有编织。编织最多的是苇席，这是大宗货物，自用外全部出售，分糙席细席，细席用来铺炕睡人，糙席用在砖厂或城墙上。元代以前北京的城墙是土的，墙皮没有包砖，雨季用苇席遮盖防止雨水冲刷，此时延芳淀的编织业就是个忙禄的季节，朝廷一是要求进贡苇席，二是官府出钱买，延芳淀的芦苇就是这样变成的钱。除了加工、编织，秋末冬初时现割的芦苇也大量出售，当材料卖或当柴卖，但价值远不如编织品。

“燕有鱼盐枣栗之饶”，这是太史公司马迁说的，枣栗在燕北山中，鱼盐则在东部和昭王后期的东北部，燕昭王开五郡之前燕国疆土很小，几被胡狄包围，只有东南方向与齐国接壤，而齐国的北疆已经到了今天的河北盐山县，也就是天津南不远的地方，西北到平舒，就是今天河北大城县，未开五郡之前，燕国东部的鱼盐之利自然是指延芳淀及周边地区，因为当时的天津市及附近地区还在海水下面或是黄河入海口的滩涂，所以，渔业与盐业是延芳淀古人的立命之本。

延芳淀水中不仅有四大家鱼，几乎所有能在北方生长的鱼类这里都有，每种鱼又细分为多种，很普通的鲫鱼分黑鲫、白鲫、黄鲫，这是因为它们生活的水域不同，水质不同，生长期也不同。黑鲫最普通，白鲫生长在清水中且食物比较单一，只吃浮游生物，黄鲫生长在最肥水域有淤泥的地方，而且不喜活动，生长期长，时间久了颜色自然发黄。吃法也不相同，白鲫适合熬汤，最适合产妇，黄鲫适合油煎、烧烤，红焖也不错，而黑鲫就是乱炖了。鳝鱼也分几种，黄鳝、血鳝、刺鳝，如今所见食用鳝鱼根本没有真正的黄鳝，刺鳝据说是种药材，当药引子用，没有人当鱼吃，即使是血鳝如今也是人工养殖，冒充黄鳝。

延芳淀的鱼是怎么卖出去的呢，很多人不知道如此多的鱼卖给谁又是怎么运出去，根据明代人的各种笔记，参考沿海渔业的做法，可推断出一个大概。其实也简单，辽代前后或更早些时间，夏秋捕的鱼是鱼盐一起卖，延芳淀最不缺盐，将大量捕到的鱼用土盐淹制，不怕盐多，然后在地上铺上芦苇，将咸鱼晒干，卖鱼时从盐面中把鱼抖搂出来，有人买鱼顺便给抓把盐，买鱼人等于即买了鱼又买了盐，一举两得。所以，只要干鱼离开延芳淀并不发愁销售，而且利润也不错，毕竟这是没本的买卖，只要人肯出力就能赚钱。

延芳淀的捕鱼期其实在冬季，这是卖鲜鱼或说冻鱼的季节，当然，要在年前的腊月，因为正月里辽朝的捺钵就开始了，即使金、元两代，正月时也把延芳淀地区封锁起来，供他们自己渔猎。冬天捕鱼一般说有两个方法，一是在大水面冰下拉网，一如今天东北的查干湖冬捕，另一个办法是几个人或十几个人选择一个不大的坑塘淘坑，就是人工用水搂将坑中水淘干，然后揭冰取鱼，每亩水面出鱼约五千斤左右。如果不是为了卖鱼换钱，淀中随便一个坑塘只要在中央打开一个窟窿，冰下的水由于压力过大会向冰面翻水，鱼会随着上涌的水翻上冰面，随便抓一些就够吃，还可以送人。鱼出水便被冷冻，有专人负责去人烟稠密的地方贩卖，有车可以运到辽的南京、金的中都、元的大都。那时冬天吃鲜鱼还是件奢侈的事，价钱又不贵，所以很好销售。这就是《史记》、《汉书》、及《后汉书》中所说的鱼盐之利。

延芳淀最早的经济活动应是畜牧业，第一批在此地放牧的人不会是中原人，而是北方不相统属的各少数民族，是逐水草而居的人最先到达这里。《周礼。夏官。职方氏》中说：（东北幽州）“其畜宜四扰”这所谓的四扰其实就是马、牛、羊、猪，延芳淀一带所饲养和放牧的应该也是这些家畜。根据延芳淀周边宝坻、三河、邦均等地春秋、战国墓葬看，其葬俗和陪葬品，明显与中原人不同，与姬姓燕国也不一样，说明那个时代中原人还没有来到延芳淀及周边地区，即使有也非常非常地少。

延芳淀的农业发展较晚，元代虽在这里设置过“营田司”，但这个机构的性质并不是真正地开垦土地，而是安置各色流民，将他们看管起来，防止形成反抗势力，这些人也是随聚随散，没人真想在此种田。正式的农业开发始自明初大移民时期，明代之前这一带只是高处随意种点小米，洼地种些高粱，收与不收也无所谓，没几个人靠农业收入吃饭，好在那时这一带人烟稀少，而且走的走来的来，很少有长驻居民。明洪武时朱元璋几次移民之后（洪武四年1371年之后），延芳淀及周边人烟渐多，开始大面积农作物种植，一开始同样是种小米、高粱，黍子等很少几种作物，后来品种逐渐增多，玉米、白薯、土豆、小麦、水稻等都有种植，但直至清末产量一直不高，旱年洼地多收点，涝年高地多收点。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大兴水利排碱排涝后产量才得到大幅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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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置  归属 居民

延芳淀地区秦以前不见官方正式建置，在出土青铜器中发现有燕国“泉州都某”的金文，有人解释为早期的县，不确切，有些误解。“都”字最早是聚邑中心之意，只是“都”又有别于州、邑，因为功能不同，“都”同样是一地的中心，但出现较州、邑、县为晚，应特指一种行业中心，如采铜、冶铁、煮盐之类，江都（今扬州）为南方早期冶炼和制造中心，丰都（属四川）为古代巴蜀地区开采水银、朱砂的中心。青铜器铭文更进一步证明，泉州的煮盐业起源早，属于行业中心位置。这一带的名称记载当不晚于春秋，称泉州。这个泉州与后来设置的州府不同，这个州字与邑相对，邑指城聚，居住集中并多伴有城濠，今天通州的大小潞邑村潞字古无水旁，就是古路县的路字，说明此地是通州最早的居邑，也可以说是最早古城。

州字为古数字名词，《周礼·地官司徒》记：“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按此推算，一州相当于二千五百户。但州与邑不同，州为散居，民众居地隔远，或几里或十几里，也可能几十里地的居民同称一州。这说明，春秋以前延芳淀地区以泉州为中心有居民，数量不少于二千五百户约万人。以泉州地域之大，仍属地广人稀，但这个地区毕竟是边地，在当时有如此人口已经相当不少，当时的居民属于哪个民族或部落，什么样的管理方式已不得而知，但中原人的可能性不大，至少绝大多数不是中原人。

西汉中前期设泉州县，时间晚于北面的路县，这两县同为边县，路县面向东北，泉州面向渤海，同为边地要防，后来又在泉州东部另设雍奴县，从延芳淀向东南到今天津市这片区域自此由两县管辖。地势上，雍奴比泉州更为卑下，海拔更低，相当于新开发的地区。最早的泉州县址在今通州区永乐店镇德仁务村，只不过原址可能早被洪水冲毁，眼下已经无处寻找。战国两汉时在泉州设有督盐官，为朝廷特使，与地方无涉，或许泉州县之设正与盐务相关。

古泉州县面积很大，北到今凉水河，西至今大兴南苑，西南在安次县以东交界，东至大海，东南至黄河，当时的天津地区尚在水下，武清区多半部为海边或黄河滩涂，今天的海河南北支系或直接入海或流入黄河，远非今天这个格局，（关于泉州县另章讨论）后因海水消退，黄河改道，下游逐渐露出水面，人烟渐众，更兼鱼盐之产，县治一再东移，又因河北三河县的设置划去原路县大片土地，泉州县东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将原泉州县故地以北划归路、潞县管辖，原泉州县东北部地区则划归雍奴县。

北方经唐末大乱后，石敬瑭占领北方地区，为讨好契丹人，石敬塘将燕云十六州送给后来建立辽朝的契丹人，当时，因战乱逃到延芳淀的流民不在少数，这些人还有一定的自主权，但也需无条件为契丹人服务，契丹人初到关内，还不懂关内文化，也不懂如何安置流民，所以管理松散。直到辽圣宗时，宋、辽“澶渊之盟”讲和，辽军北撤带回大量中原人口，在延芳淀地区安置不少，人口才多了起来。辽代在延芳淀一带谋生的人也不是只有汉人，可能更多的是北方少数民族，中原政权则对此地鞭长莫及。

契丹人占领幽州后升其为辽南京，辽为巩固即得的燕云十六州之地，对跃跃跃欲试打算北伐的北宋采取进攻政策，辽圣宗与其母萧太后率军攻宋，兵至澶渊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濮阳，与宋军相遇，相持不下，最后停战，双方签了“澶渊之盟”，自此以后，彼此有一百多年的和平时期，正是此战使辽国巩固了在幽州地区的统治基础，开始经营以南京为中心的辽西南地区。

也正是这段时间，辽在延芳淀新设霍阴县，管理延芳淀地区及周边，此县之设很可能是因为契丹人的春季捺钵活动。同一时间，据说萧太后河也于此时开凿，开此河目的说是运粮，但就今天地势来看，无水运可能，张家湾以上的大高力庄村比张家湾码头的海拔至少高五米以上，直至元代张瑄海运成功，终点也只到张家湾，无论从此上行白河还是萧太后河都不能继续水行。关于萧太后河人工开凿的说法值得商榷。

辽史记载，将霍村升霍阴镇，再将霍阴镇升格霍阴县，这说明，当时所设县为霍阴而非漷阴、漷县。漷字是个生僻字，查《字典》，都只是一个解释：地名，在北京通县或在北京。查遍史书，此字只在《左传》等一两部史书中出现过，为地名，所记一事，共同确指一地，在鲁西南，今运河东岸。

霍字，从雨，从隹，《说文解字》释：雨而双飞者，其声霍然。显然，霍阴的霍字与此解无关，此处当姓氏讲为确。这个最早的霍村在什么地方？就是现今的漷县村吗？答案是否定的。今张家湾镇南部有四个村庄，分别为大北关、小北关、前南关、后南关，这里是一马平川，没有山关水隘，那么，这个关字就与自然地理扯不上关系。遍查史籍，除去自然关隘，可以称关的只有城池的关城，其它地方不用也没必要用，即使是皇帝的行宫也没有关城，此地也不是皇陵所在，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南北四个村庄之间曾经有一座城，筑一个有四关的城至少应是县级行政级别，这一带惟一达到县级政府的就是霍阴县，再往前推那就是泉州县，综合考虑以最早的霍阴县为妥。

大北关村南，西永和屯村西，有块名为“砖碴地”的庄稼地，多残砖碎瓦，明显是个废墟，但没人知道这个废墟的来历，也没有任何传说，这说明，这个废墟早已与历史和传说断代。首先，这个遗址到明初已经荒废近五百年，年代久远，当初的原住民或随县城它迁、更多的人可能迁往异地它乡。第二是周围村庄的村民和整体延芳淀居民一样，均是明代或清代才迁徙到这里，而他们到来时这个遗址早已荒无人烟，淹没在苇丛乱草之中了，他们了解的漷县已经迁徙到七八公里以外，与辽时的霍村、霍阴镇、霍阴县毫无关联，这样才形成记忆断代的局面，而这块“砖碴地”很可能是当初霍阴县的标致性建筑。

管理延芳淀地区的霍阴县，其建置原因，一是此地人口增加，建置时间又恰好在辽圣宗时期，也就是宋、辽“澶渊之盟”前后，很有可能萧太后与圣宗母子由澶渊北撤时将澶渊以北未及南下的汉民俘虏回南京地区，并将一部份人安置在延芳淀周边，做为民族奴隶供役延芳淀捺钵活动。根椐《辽史》记载，到延芳淀最多的辽朝皇帝正是圣宗及萧太后。另据史书记载，萧太后在从澶渊北撤时，阉割五百个汉族少年，带回南京今北京，做为辽皇室的供役，也就是太监，这五百人中，后来出现几个有名的汉族大臣，可见当时从中原带来不少汉人。

辽代实行两套统治制度，即北院南院的两院制，北院由契丹贵族管理契丹族内部事务，兼管草原各少数民族，地位高于南院，甚至是管辖着南院。南院则管理汉地汉人事务，地位低下，南院下层官员管理的正是奴隶。在古延芳淀中有两个村庄，一个是苍头村一个是苍上村（此村现改为仓上村），深疑这两个村庄在辽、元时为关押奴隶的地方，《汉书，鲍宣传》有记：“苍头、庐儿皆用致富。”苍头原指绿色衣帽近草色，后为奴隶服装专用，色深绿无冠，庐儿则是无处栖居，野外搭草棚居住的人。在延芳淀管理这些奴隶的应当就是霍阴县官。两村一在凉水河南，一在延芳淀底呼鹰台北，如以今大北关村南为辽时所设霍阴县址则距两村距离相当，当然，其作用不一，供役有别。

漷县原写霍阴县，有史书为证，元代所修《辽史》用时仅九个月，仓促成书，内容多采自金、元两代的二手材料，可信度不高，前人评《辽史》为“纵横舞剑”。金代根据辽实录撰写的《辽史》早已亡佚，不知所踪。《宋史》浩繁却只用两年半时间编成，其中错误自然不少。早《辽史》一百多年成书的《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长编》三部书的作者中，徐梦莘，字梦老，生于靖康元年，即一一二六年，李心传生于一一六七年，皆为南宋早期人物，他们书中所记都是霍阴县而非《辽史》、《宋史》所记漷阴县，笔者认为应以成书时间早者为胜。

霍阴县改为漷阴县应与县城改迁异地有关，笔者认为时间当在金灭北宋之后十数年间。北宋被灭，徽、钦二宗被俘，南宋高宗被一直追到海上，议和后，双方以长江为界，江北淮河一带为双方“欧脱”地带，相当于两不管地区，不住军也不住民。这一带的原住民过江的为南宋臣民，被虏的为金朝奴隶，正是这个时期，北还的女真人将一部份未及过江的皖北、苏北、鲁南人随迁到北方，而安置在今漷县村左右的正是鲁南漷河一带的原鲁南人。

漷字有三个读音

漷字的正音为“阔”kuo，此声最古，为原始发音。

《说文》记：“漷，水，在鲁。从水，漷声”。《左传。襄公十九年》记：“取邾田自漷水，归之于我”。杜豫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解释：“取邾田，漷水为界也，漷水出东海合乡县西南，经鲁国至高平、湖陆县入泗”。《读史方舆纪要。山东三，兖州府》记：“漷水（滕县）县南十五里，源出连青山，西南流至三河口，合于薛河”《汉语大字典》解释：“古水名，今名南沙河，南出山东省滕县东北，西南流入运河”。王国维《补高邮王氏说文谐声谱》说：“。。。。。。鞹、漷、霩”音皆为“阔”，kuo。

漷字虽生僻，甲骨文中却无此字，当为后造字，但应不晚于东周。遍查史书，此字为鲁西南漷河专用，除此地外就只有今通州区的漷县镇、村用此漷字，而此字直到金代才在此地出现，这告诉我们，历史上这两个地方有渊源有瓜葛。北来的鲁南漷水流域先民在今漷县村一带安顿下来，他们抱团而居，人丁兴望，或因乡音难改或因对故乡的怀念，始终写霍为漷（阔），发音则为霍，字音相混，年深月久，霍阴也就变成了漷阴，而发音仍为霍。后来修史的人不察，将错就错了。随着战乱和原移民迁出，新移民大量增加，口头上又出现了第三个发音，”火县“，这是现在延芳淀地区老百姓对漷县的口头称呼。

无论是霍阴县还是漷阴县、漷州，在辽、金、元三代都服务于草原文化和狩猎文化，无论捺钵还是“飞放”都是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中原的农耕文明迥别。如果更确切点说，这个县、州就是为延芳淀而设。明代迁都北京后，对延芳淀进行大规模开垦，使这里成为农耕区，延芳淀失去原有作用，逐渐式微，最终在清初被裁撤。有组建置升降表可以证明这一点，辽太平年间（1021至1031）升霍阴镇为霍阴县；约金天眷元年（1138）至皇统四年（1144）之间，改霍字为漷，称漷阴县；元代至元十三年（1276）升漷县为漷州辖武清、香河二县；明洪武五年（1372）降为漷县；清顺治十六年（1659）撤县属通州。

从以上这个升降表可以看出，因契丹人的捺钵习惯，将镇升县，主要任务是为捺钵活动供役供物。蒙古人将县升州并下领二县，说明对延芳淀地区供应需求增加，这不是简单的升降问题，而是所需人力物资的供给问题，还说明元朝在延芳淀地区的活动规模要比辽代契丹人大而且时间长。明代是汉族政权，农耕为主，不再需要这些属于草原文化的活动，且经过元末战乱，人口或外逃或死亡，只能降为县级行政单位。清代在塞外有围场，而且延芳淀地区已经是农业区，但因其县小赋税不多，加上顺治时洪水冲毁，所以撤县，全域隶属通州至今。

综上，延芳淀地区战国以前属燕国，无建置，地称泉州或泉州聚、泉州都，秦属广阳郡，仍无建置。西汉后属幽州渔阳郡泉州县，北部曾一度属潞县。辽于此地设霍阴县，专门服务契丹人的渔猎活动。金改称漷阴县，属析津府。元升为漷州，上属大兴府，领武清、香河二县，主职仍是服务于草原游牧文化随牧而居的生活方式。明代与狩猎、游牧文化无关，延芳淀地位下降，降为漷县，上隶顺天府。清代因赋薄人稀，加之洪水灾害而撤县，上属通州，设州同或通判代领，此后一直在村镇之间上下沉浮。

延芳淀一带的居民在漫长历史中一直不断变化，西汉时杨雄写了一本名为《方言》的书，此书记燕地方言六十条，其中，燕十九见，燕之郊鄙十五见，燕之东北五见，北燕二十二见，朝鲜二十见。延芳淀地区当属燕之东北，属于北燕方言东部的燕、高丽一系。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说：“燕国在春秋时不甚参与内地诸侯的会盟，未尝不可能正因其文化有东北地方文化的成分，不免自外于中国”。许倬云《西周史》认为：“燕国方言与内地方言不同，而颇与朝鲜接近，至汉时燕、代一系语言仍有特色”。吕思勉则认为古代朝鲜人“至少是和中国人同语系的民族迁徙向东北的，而自东汉以后，即逐渐没入秽貉之中了”。从这些记载和研究中我们知道，汉以前延芳淀地区或说古漷县地区的居民很少有中原内地的汉人，也不讲中原语言，但这里的语言与内地相通，彼此是可以听得懂的。事实上，今天的普通话也是东北话成分偏多。

可以这样说，东汉以前，延芳淀及周边地区的居民，是北方各少数民族，时间越往前推，可能少数民族成分越多，而一段时间内以高丽人为最，但不可能清一色全是他们，诸如匈奴、东胡、肃慎、乌桓、渤海等民族都曾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其实，延芳淀周边战国以前的墓葬也证明了这一点，葬式和陪葬品与中原不同也与姬周燕国不同，但可以看出两种文化的影响与交流。可能正因为民族成分的复杂，秦国没有下力经营东北方向，直至西汉才在此地设路县、泉州、雍奴等县，毫无疑问，西汉势力已经控制这一地区，并因此汉人逐渐增多。

自北宋失去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几百年间，这里的主要居民是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无论放牧还是狩猎，来来往往中多是这些少数民族，而汉人在延芳淀地区不是主流，可以说是一种民族奴隶式的存在，这些汉人在此地生存，生活必须胡化，并在各个方面与胡人保持一致，毫无保留地为他们服务，否则就有性命之忧。

延芳淀的真正开发，大批汉族居民的聚集自明代开始，自明洪武四年（1371）从山后（今河北张家口附近地区即燕山之后）第一次移民算起，经成祖朱棣，几十年间先后多次向本地移民，其中以山右即今山西省迁来的人口最多。直到今天，民间仍有若干传说，比如：说凡是从洪洞县迁来的人，后代的小脚趾都有两个指甲盖。或是说：我们家是从洪洞县大槐树老聒窝搬来的。也有文化人用文化的语言谈及自己的移民历史：“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现今生活在古延芳淀的居民约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是明初移民后代，另有百分之四十不到是后来移民，以清中期迁来者居多。因为很多明代移民后来又迁出了这一地区，这种现象很多，有人迁来时间不长既另迁它乡，漷人岳文肃公在《漷县奉敕重记》中说：“永乐初置九屯。。。。。。后相继亡去，今屯遗十余家，土著居民不满千户。”此言不虚，比如，河北南皮县张氏，也就是张之洞、张之万那个家族，其祖先由山西迁漷县，而其远祖张本于明宣德年间又从漷县迁往南皮县，所以他的家谱记为漷县人，并记有迁出漷县始末，此谱据说现在日本。

从民俗孑遗看，延芳淀最早移民应是淮西、苏北一带人，如有些老人说自己祖先是跟着燕王扫北过来的。这种说法有一定根据。明成祖朱棣初封燕王，带有几万军民，加上自发来此的南方人，总人数肯定不少，他的任务就是镇守北部边疆，防止残元进入长城。“靖难之役”后，以天子守国门为名迁都北京，他从南京带来的军队会更多，而这些军队大多是朱元璋时期的老班底，包括各卫所长官的后代，这些人都出身于淮西、苏北一带。这些北上的军人、杂役在平时或放马或看护草场或者屯田，亦军亦垦，在本地娶妻生子安家立业，时间长、年岁大时脱离军籍就地定居，从事农业生产，这是完全可能的事，甚至是明朝廷求之不得的事。

延芳淀居民保留了一些淮西、苏北一带的传统，这种保留证明，第一批移民对后世的影响。比如，如果不欢迎一个客人来家，主人会无声地拿起扫帚扫炕或扫地、扫院子，意为不欢迎你，你还是走吧。这个习俗和淮西、苏北相同，直到长江北岸仪征一带都有这个传统，在那一带的农村，至今仍然如此，说明这个传统是随所谓“燕王扫北”那批人带到延芳淀地区，并被后来移民所接受，一直延续下来。由山东与河北迁来的移民以清代居多，明朝只有一小部分，他们也有自己的习惯留传下来：大体在凤港碱河以南以东地区，称伯父的妻子为大娘二娘，稍北的人则称大妈二妈。娘者，良女也，妈者马女也，显然娘为正称正音，属于齐、鲁、冀中原文化。妈则与北方游牧民族有关，因为马是他们的主要财产，他们牧马、放羊、饮马奶为生，母亲的奶水与马奶同样重要，女字旁加个马字也就成为对母亲的敬称。这些风俗习惯无不反映出延芳淀的移民来源，验证一部移民历史，当然，同时验证着延芳淀地区的包容性。

综上，现今延芳淀居民的构成基本是移民后代，由淮西、苏北，河北北部及东部，山西省，山东省在不同时期迁到此地，其中以山西移民最多，在近六百年的时间里，共同开发延芳淀，在这里生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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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筑  宗教  民居

延芳淀地区元代以前的古建筑，已经随着元末战争烟消云散，不仅无处寻找，就是传说也很少很少，无法知道当时建筑是什么模样，是中式还是欧式，或是中西合壁式，至少元末被烧的柳林行宫其建筑应不同于汉式做法，应当或欧式或草原庐帐式。最早的泉州县城已无踪迹，最初的霍阴县城只剩一块“砖碴地”，惟有几经迁移的漷县城还在，尚有遗迹可寻，那就从漷县城开始。本章只选几个有代表性的古代建筑，简略地谈一下延芳淀的建筑史，这里指官方和庙宇建筑。

漷县虽于辽时设县，但并没有城池的记载，不建城池应与草原民族的传统和习惯有关，他们逐水草而居，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不管风雨冰雪，随遇而安，不喜欢城居，事实上他们也无法城居，城里无法放牧牛羊，更无法春水秋山的去四时捺钵。另一方面，他们也无须城墙的保护，对于战争他们的原则是进攻，打不过就往北跑，能跑得无影无踪，还是各跑各的，所以没有修筑城池的传统。另一方面，以当时的人力、物力、财力而言，也没有建城的实力。

正德年间，京南刘六、刘七起义，横行冀、鲁、豫三省，后逼近京师，一时间京畿附近震动，当时的命脉漕运几乎中断，而漷县正当漕运咽喉要害，为保漕运也为自保，知县郭梅主持修城，因为是应急筑城，所以方圆只有二里也就是一千米见方。嘉靖二十二年，（1543）北直隶巡查御史闫委、通州州同陈昶主持重修，周长扩至三里，即在原来基础上增加五百米，并在城墙上加建女墙，高一丈二尺，墙顶部宽一丈，下部基础宽二丈，但这次重修仍是土墙土城。嘉靖三十五年（1556），知县吕哲再次重修，并为四门题额，北门称“拱阙”，南门称“迎薰”，西门称“通都”，东门称“临津”。

明万历四年（1576）因东北有警，霸州兵备道曹当勉，知县李子擢，知县宋祉等人相继修茸，加垫石块巩固基础，内外墙砌砖防塌。墙高六米，周长约二千五百米，顶宽三米六，底宽七米三，城上女墙高一米七。西、北、南三面开护城河，东以港沟河为壕，并新建南北门城楼，南门沿用旧称“迎薰”，北门改称“巩京”，东西各新开一座小门。万历三十七年（1609）夏秋之交，连日大雨如注，城墙多处倒塌几于不保，知县艾友之组织重修。崇祯八年（1635），李自成等人起义，声势浩大，开始向北京进军，京畿大震，知县涂应诏劝民捐修城池，城墙增高一米六，拓宽一米六。

漷县城毁于顺治十一年（1654）洪水，当时多河冲决泛滥，大水横竖冲撞，东一股西一股，此去彼来，城墙全部被毁于水中，仅东城墙剩一座孤门。洪水后未加修复，于顺治十六年（1659）撤县。清朝中后期，绿营守备徐某曾稍加修缮，但已经大不如前。至同治七年，又劝捐修个土城，周长二千米左右，这只是为防盗防匪，这道土墙也已经不在，今有一段护城河可见。

漷县建置时间并不早，在附近为小县，过去老人口中的北京东八县这样说：通、三、武、宝、蓟、香、宁外加一个小漷县。但是，漷县、漷州毕竟因辽、金、元三代皇帝而专置，建此县的目的就是为供应皇家捺钵，四时渔猎与鹰隹飞放，所以有其特殊地位，可以说漷县城的所有建筑与传说无不与辽主元皇有关。

漷县城内行宫衙署，宫观寺院，学宫民居都有其传奇故事，有四台八庙七十二眼井之说。四台中有个独特的陨石台，在南门外路东，为远古天降陨石，此石体积庞大，今仍在漷县地下。甘泉井位于漷县城西部，相传为辽圣宗时萧太后所凿，是御用水井，甘甜可口，故称甘泉井。城中最高点就是元时行宫，也就是皇帝庐帐安扎的地方。与其它城池一样，漷县同样有八景，依次为：泮宫古槐、禅林宝塔、驻跸甘泉、白河鱼舟、长堤回雁、远浦飞鸿、晾鹰旧台、春郊烟树。

旧时，小小的漷县城里居然有七八座牌坊，其中“大司寇坊”为明邢部尚书与谥“襄毅”漷人董方所建，“翰林坊”为明兴化知府与谥文肃的漷人岳正所建，“世允流光坊”是为明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之父永乐店人李伟所建，“少宗伯坊”为明代礼部侍郎漷人李温所建，“登科坊”为举人漷人杨浚所建，“乡进士坊”为漷人徐盛所建。这些牌坊石质还是木质无从得知，如是石质则不会糟朽，应仍在漷县村附近地下。

漷县城四面环水，雨季无路可通，尤其城东紧临港沟河，一年四季有三季无法通过，而这条河是漷县东南方向往来京、通的必经之地。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位武清县王姓、在北京做大厨的人有一次回乡，在此渡河，因水急风大船毁人亡，全船只他一人幸免于难被人救起，有人说是河神保佑了他，获救后他发誓修桥。他本人积攒一些钱，但不够修桥所需，经他多方募集捐款，最终建成这座石桥。此桥东西方向横跨港沟河，全长四十四米，宽七米，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桥，全桥石质，桥面平铺花岗岩条石，桥两侧原有护桥石栏，方头望柱与素面拦板，桥下十三个过水方孔，孔高约三米，长方石雁翅，一陡三伏，未设分水石，也无镇水兽之类。此桥今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延芳淀地区有记载的最早宗教建筑属于道教，如神潜宫、长春宫，一听名称就知道是道家宫观，这两座宫观的建造年代当不晚于辽代中期，很可能是在原小道观基础上为适应辽代皇族歇息、住宿而扩大面积的建筑。随着历史沿革时代更替，后来变成佛教庙宇或是佛道共存的格局，这与儒、释、道三家的逐渐融合有关。

神潜宫位于今于家务民族乡神仙村，地在古延芳淀主淀之中，当初选址此地建观应与神仙村西南有一座大沙山有关，此山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有几十米的高度，延芳淀的洪水不可能一下高过几十米，所以是个建筑宫观庙宇的好地方。神潜宫消失过早，没有该建筑的详细资料，只光绪《通州志》记有：“在州南漷县南二十里，辽后妃从猎行宫也。”记载特别简略而且有偏差，此宫位于漷县西南，但是无论如何，此宫与辽代契丹人有关。现在无法确定什么时间，神潜宫改为达摩顶，成为佛教庙宇。

长春宫位于于家务乡西栲栳垡村，后称天宫寺，长春宫的名称透露了这不但是道教宫观，而且是道教长春派的洞府。与神潜宫相同，长春宫也建在高岗上，现今所见面积约百亩，但在辽代以前，其面积肯定会大得多，现岗高十多米，北高南低，此岗以南就是后来飞放泊遗址。长春宫的兴建或扩建当与其东北方向的神潜宫有某种联系，其建筑年代或还早于神潜宫，此宫观或是辽、金两代皇帝的驻跸之所。长春宫也同样被佛教替代成为天宫寺，具体年代不详。

天宫寺面向正南，三进院落，建在高岗最高处的北坡，在沙岗下，由南向北望，很象建在一座大山的南坡，距离关系，看上去不是一个三进院落而是三层叠加起来的楼阁。所以，当地故老有：西垡高庙节节高的说法。山门外约五六十步砖砌台阶，山门内三殿相通，殿各三间，各有二间耳房，建造法式不一，硬山、悬山、歇山都有。东西各有配殿，大殿和配殿、耳房之间，有走廊相连，前中后三院各有古松古柏数棵。

据说天宫寺的僧人多文人雅士，曾在寺内培植数十种牡丹、芍药等花木，花开时节吸引不少远近香客，甚至是京城里的信众。北京西山潭柘寺第十七代住持掌门就出身于此寺，可见天宫寺曾盛极一时。寺内有辽井一口，上口直径约一米七左右，口上盖四孔提水石，井深约二十米，粗纹蓝砖所砌。考古学家于杰认为：长春宫就在辽南京延芳淀附近，宫内有芳明殿。他说的正是天宫寺，辽称长春宫，因金世宗李妃不愿从胡俗，特居此宫养病以便死后从汉俗下葬汉地，所以，芳明殿因她得称，属于临时更名。李妃居长春宫时间不短，佐证金世宗皇帝也曾到过这里，很可能不止一次，而且李妃身边也要有人跟随监督，随时向世宗报告情况，皇帝不会把一个宠妃放在这里听其自由活动。这侧面说明，延芳淀地区同样是女真人与金代皇族经常活动的区域。

延芳淀人的宗教信仰是多元的，北辛店真武庙供奉的是真武大帝，此庙坐落在北辛店村东口，旧时，出永乐店西门一眼就可以望见。庙南北向，占地约一亩多一点，庙外石质五步台阶，进入山门是巨大影壁。一进院落，正殿三间，东西长十一米，进深七点五米，东西耳房各二间，前后有廊，正殿供镇北大神玄武坐像，即真武神君、真武大帝。正殿硬山筒瓦调大脊，主脊正中一块较大砖雕，阳面二龙戏珠，阴面双凤衔芝，垂脊望兽为一只麒麟，墀头浮雕狮子滚绣球，梁、檩、坊等处有十五块浮雕，刻花鸟松竹及盘肠古钱。

明间坊上楷书“真武大帝”四字，东墙绘真武出生图，西墙绘真武修练图，前廓东侧绘竹报平安，西侧绘有龙柏梅枝及秦琼、尉迟恭二人。此庙最特别的是大梁前有两幅小画，东为瘦人瘦马，西为胖人胖牛。据说此庙重修完毕后，最后只剩绘画一道工序，当时村里有名马五和岳五的两个人，同时放牧归来，一起至此观看，画师看到他俩，将眼前情景即兴画在梁上，牛肥大腹，人胖发圆，马瘦如柴，人瘦剩骨，对照鲜明，妙趣横生。此庙建筑材料显示年代不同，或建庙时从各处搜集而来，或是历次重建所剩材料。

自明代起，关羽崇拜日渐兴盛，乞至清代，全国几乎到处都有关帝庙，延芳淀地区也不例外，基本上村村可见，没有反倒显得不正常，城市里就更多了。延芳淀区域，一直保存较好的关帝庙在于家务乡后伏村，位于村子东北角，路过行人依稀可见，庙建于明代中晚期，不只一次重建、修缮，现庙为清晚期重修，供奉武圣关羽。大庙坐北朝南，二进院落，面积近千平方米。山门一间，悬山筒瓦卷棚顶，苏式彩画地狱七十二司，工笔重彩。正殿三间，硬山筒瓦箍脊，长方式隔扇六抹，村老言：此庙之画为一南方画师所绘，据说此人路过此地，乡人待之以礼，恰逢关帝庙翻修粉刷，为表示感谢给村中留此纪念。明间儿重席相隔，西山墙画《封神榜》中人物，后墙壁上画历代才子，看似李、杜人物。此庙苏画有一定艺术价值。

三士庙在今张家湾镇陆辛庄村，此村位于古延芳淀北部边沿，庙为明早期所建。此村现无陆性，疑初建时为陆姓功德。庙原位于村南，因历史上村庄变动，现为村东，东临一个大水塘。根据碑文记载，清道光十七年（1837）重修，光绪二十三年（1897）再修，一九二四年增建后殿玉皇阁。坐北朝南，三进院落，院墙高厚，面积约一千七百平方米，主要建筑为山门一间，硬山筒瓦调大脊。关帝庙三间，娘娘庙三间，其殿顶与山门相同。最后面的玉皇阁为三间二层小楼，高十多米，楼梯为铜制扶拦，殿顶脊式也与山门相同。每殿各有东西耳房两间，东西配殿三间。娘娘庙前有重修时捐资人功德碑一通。

从此庙所供神灵可以看出此庙的复杂性，前殿供奉关羽，中殿供文殊、普贤、地藏，后殿楼上供真武大帝，后院东配殿供药王、吕洞宾、鲁班坐像，站像为上八仙，西配殿供王母娘娘、王奶奶、疯婆婆、站像为中八仙。这差不多把所有神灵都请来了，管什么的都有，连木匠祖师都有座位，反映的是清末民初时普通民众的一种心理，在社会动荡时期对太平安定的一种期盼。

延芳淀地区的宗教信仰很复杂，突出特点是实用性和功能性，人们对佛、道两家的极乐轮回与得道升仙并没多大兴趣，那太遥远，门槛太高，谁也没见过轮回的人去的是什么地方，更没看到谁白日飞升，所以，最现实的东西传播最广，最有用的东西才有人信，至少他们心里是相信的。自辽代以后，这里的宗教始终在不断变化，但万变不离根本，人们相信的还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正是这种心理使这里的人更加青睐一些传统宗教或是秘教，偏向本土信仰。

举几个例子：

如果谁家的小孩儿受到惊吓或是病了，家长会找懂“叫魂儿”的人给叫叫，据说大部分叫几次就会恢复如初，这种人男女都有，口口相传，密不示人，他们只用手在小孩子头部画圈儿，口中轻声默念的不知是什么，那声音可能他们自己也听不到、听不懂。这是种原始宗教，传承几千年，最早源于祖先崇拜，后被道教利用。

如果一个成年人得了不知名的病或得了癔症，就会找人查“道书”，看是否冲撞了哪路神鬼，然后按“道书”所示依神黄鬼白，神三鬼四去送纸钱，也就是撞上神烧三张黄纸钱，撞上鬼烧四张白纸钱，有的黄纸上还必须画上道符，连续烧几晚不等。这是道教五斗米教的传统，符箓上所画与张道陵借蜀字改创的道符相同。

如果天旱久不下雨，人们就会彻夜求雨，在庙里或大街上，有人假扮龙王接受求雨者朝拜，有人或在地上或在木条案上跳大神，进入一种虚妄状态。龙王是道教神仙，而跳大神是萨满教的标准法式，说明这是两教相融的产物。

晚清理教在北方盛行，信教之人必须戒烟戒酒戒毒，要相互帮助，民国时不少人加入此教，当时其教主一度曾是吴佩孚，而理教由山东传入，吴氏正是山东人。笔者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曾问一个老者信那个教有什么好处，老者解释之后实在令人莞尔，他说：不抽烟不喝酒不就省钱了嘛。理教也称“在理”，细追其来源则是白莲教的变体，而山东正是白莲教的大本营，白莲教最为复杂，以佛教面目出现，却是道教传统，其最早的起源应是道教的另一支，即张角的太平道。

举此四例，不再多笔。

总结一下真正与普通人有关的宗教，其实质只有两个字：实用或说功能！就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宗教。至于生死轮回，白日飞升根本不在人们考虑之内。人们相信的是能治病，能下雨长庄稼不挨饿，信的是省烟钱省酒钱。综上，宗教在延芳淀地区自始至终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信仰，至晚清，佛教虽渐占上风，可仍不能一统全部，庙宇中供奉的是佛道儒三家的先哲，说明三家的逐渐融合与世俗对宗教的介入，如鲁班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坐进佛教庙宇。

延芳淀的普通民居很简陋，我们现在所说的平房楼房，其中的平房已经不完全是原意，现在有楼房区、平房区之说，意思是只要不是楼房就叫平房。其实，平房的原意是没有脊的平顶房，顶部中间出脊的房屋过去叫瓦房，平房与瓦房有很大区别。近至清中期，延芳淀地区的砖瓦房还是很少很少，只有官府或官员之家才可能有砖瓦房，在那个时代，修建一所砖瓦宅院相当于现在一个大工程，一两年也不一定能够建成。

民居平房就地取材，经济实惠，就地取土打板墙，即往夹好的两块木板中间填土，用木夯砸结实，一层一层地砸到所需高度，土墙完工后房屋的刍型就出来了。墙体略干之后在墙上横几根檩条，可七根也可九根，在檩上钉上些棍子棒子称为“花架”，再铺上厚厚的芦苇或高粱秸，接下来在房顶抹上泥就可以了。这种房屋看似简单，但冬暖夏凉，最重要的是节省。另一个好处是房顶可以利用，大麦两秋收获季节，正是夏秋雨季，地面无法晾晒粮食，房顶就成了晒谷场，一举两得，盛夏时节的晚上房顶还可以纳凉，甚至可以过夜睡觉。房屋大小一般是三到五间不等，而以三间居多。

人人文学

五，辽代延芳淀捺钵

捺钵一词为契丹语，是契丹语的发音，捺钵二字只是契丹口语的汉译，说白了就是契丹人的口语翻译成的汉字，这两个字的组词在汉语里没有任何意义，只代表契丹语的一个语音而已。在契丹语中捺钵意为大汗的庐帐、大汗的驻地、大汗扎营的地方等。辽中期以后捺钵成为一种行政制度则又含有行营、行宫之意，这与接受汉文化有关。捺钵最早是游牧狩猎民族共有的代表性文化，辽代将捺钵系统化、制度化、政治化、军事化、固定化，形成独特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并对后来的金、元、清三代产生深远影响。

清乾隆皇帝有行围即事诗三首，专写捺钵，摘其一：“控弦旧俗重三韩，巡狩当秋取便看。璧水圆流萦捺钵，玉山直影矗枪竿。”这首诗可证乾隆行围时，他自己所住帐篷就称为捺钵，这无疑源于辽代或更早的渔猎与游牧时代，说明清代满州人对捺钵很熟悉，或说他们早在白山黑水时既有此俗，清代行围畋猎实际上是对捺钵传统的继承，更佐证早期女真人也就是金代的统治者同样有这个习俗。玩味此诗中的乾隆已不是中原皇帝，而自认为是草原大汗，表示对草原的主权统治，和天下共主的自负。

辽、金、元、清四代都兴起于欧亚大草原东北部，语言属通古斯语东支，他们有语言共性，并有很多语言相通，交流方便。通古斯语系与藏羌语系则迥然不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两个语系无法直接沟通。其实，整个欧亚大草原的语言都属通古斯语系统，他们民族属性相近，生活地区，生活环境，生产资料，自然资源，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等这些都相似或相同，这也就天然地注定他们属于一个大的文化背景，而捺钵习俗也自然为草原东部各民族所共有，只是各民族对其称谓不同，也就是说捺钵不仅限于契丹人，渤海、女真、蒙古、肃慎、高丽等民族同样有，只是发展阶段和规模不同罢了。

契丹人生活在深山与草原之间，拥有燕山以北的大漠，最早以渔猎为生，走出大山之后则渔猎游牧共存，而游牧和渔猎属于完全的自然经济，一切所需皆取之自然万物，这种生产方式需要广大的土地面积。在山中渔猎，如果在一座山上猎到野猪或鹿，其它动物就会逃出这座山，猎人就要去寻找下一个捕猎点或下一个渔场，想获得更多收获必须走更多山才行，如果狩猎的人过多，就需要大片的高山密林和水面，这就需要分人、分组、分片去获取猎物，如此则人员分散，彼此相隔百里、千里、甚至是两三千里，谁也不知道彼此的情况，不知道彼此在什么地方，相距多远更是只有碰面才知道，这由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所决定。

同样，在草原上放牧马、牛、羊等牲畜，一片草场吃光后必须转下一牧场，否则牲畜就会饿死，这需要十分广大的草场支撑，如果几万人放牧，就需要有二三千公里的牧场来维持。这种生产方式迫使这些人不断地四处迁徙，随着季节，随着水草，随着牲畜越走越远，没有既定的目的地，没有固定的居所，走到的地方就是吃饭休息的地方，走到的任何地方都是家，没有城邦概念，没有领土概念，天地之间自由自在。与狩猎渔猎一样，他们同样不知彼此游牧在什么地方，彼此都发生过什么，彼此可还安好。

综上，我们清楚了东北民族的生产生活情况，但契丹人在建国前事实上处于氏族社会状态，还很原始，同族同源，以血缘关系为社会纽带，没有进入国家形式。同一氏族的人不可能永远不见面，有氏族就有族长，有部落就有酋长，部落联盟则有大汗。契丹耶律氏与后族萧氏就是部落联盟，有学者认为萧氏很可能是奚族，他们居住在契丹人西部，也就是燕山正北一带，终辽一代二百多年，萧氏始终与耶律家族共掌政权。

东北亚各民族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一种特殊习惯，也可以说是约定俗成的自觉，既，一年中到一定季节，一定时间，大家不约而同地去族长、酋长、大汗安营扎寨的地方聚会，商量些事情，解决一些问题，交换一点礼物，说一说各自的见闻，共同祭祀一次祖先和山川之神，这就是早期原始捺钵。一年一次还是多次，由各民族根据自身情况决定。到辽代中期，这种习俗被强化，增加更多内容，并被固定下来，其实，这种习俗在今天的北极地区和白令海附近的少数族群中仍然存在。

回顾历史，这种习俗全人类都曾经历过，中原汉地也不例外，只不过时间上要上推至夏、商之前，那时的中原各族处在原始时代，些许农业还不足以养活所有人，加之水旱灾害，人们不得不随时迁徙，为寻找可吃的东西，大家只好各奔东西，自求多福，但也要事先约定个见面的地方，到见面时大家聚在一起，开始新的生活，只不过新的生活要看收获的多寡，此时，部落便产生了。说起来，这种习俗实际上促进了人类进步并，使基因得到交流，最终导致国家的产生。

直到春秋时这种遗风还在，《墨子。明鬼下》说：“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这种风俗在春秋时已经演变成一种娱乐方式，一种男欢女爱的特殊场所，功能是生育。不分日夜，无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没有高低贵贱，不问贫富与社会地位，一古脑地聚在一起，一切自由。这与早期部落议事聚会已相去甚远，其实，后世的“金吾不禁”同样是这种风俗的残余。

契丹人早期的捺钵内容并不少：在约定的时间范围内，大家从各地来到大汗或可汗驻扎庐帐的地方，实际就是部落酋长的地盘上，这是一个固定的地方，一般是同姓部落祖先的发源地也称祖源地，并有相应的神话传说。各氏族、部落献上给祖先和大汗的礼物，彼此说说见闻，互赠一些礼品，各自谈谈婚论论嫁，划分一下牧地或狩猎地，比比骑射赛赛马，捕捕天鹅大雁水鸭子，祭过天地祖先，本次捺钵结束。

辽国建立之后，尤其辽前期获得幽州并改称南京之后，也就是中期之前，捺钵发生巨大变化，逐渐形成行营或说行宫的政治制度，成为行走的朝廷，军国大事，天下行政一决于捺钵。因与北宋在军事上相持不下，契丹人无法回到草原大漠，其所有兵民都驻扎在南京附近，随时准备南下与宋军一搏，并在军事上对宋朝采取高压态度。辽虽不能灭亡北宋，但其军事实力却不比北宋弱，所以始终不肯退出这一地区，并最终稳固了这一大片土地，建立起封建国家。

此时，他们的“春水秋山，四时捺钵”，只能选在南京附近，春夏选择今通州区南部的延芳淀，秋冬选择在今河北坝上的张北县，称炭山。选择古泉州这片水域并命名为延芳淀并不是随意为之，事实上最初的延芳淀在契丹人老家东北，那是他们经常春捺钵的地点，而通州以南地区在辽以前从无延芳淀一称。之所以将这片水域同样称为延芳淀，是在表示占领，向北宋王朝表明一种态度，而屯兵于延芳淀则是对北宋的一种军事威胁，表示兵强马壮，随时可以南下，这个命名与契丹人对家乡的怀念没有丝毫联系。

辽自入主燕云十六州后便将幽州升为南京，从此时算起至辽圣宗后期，约有七十年时间，辽国皇帝皇族春夏盘恒在延芳淀一带，说明延芳淀有至少六七十年时间是辽国的行政中心。《辽史。营卫。中》有这样的记载：“皇帝四时巡狩，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唯摘宰相一员，枢密院都副承旨二员，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摘一人扈从。”其它官僚则留守南京或中京，相当于留守处。辽史中这些随行人员扈从的是皇帝、太后、皇后、皇太子、后宫及整个皇帝家族。

“澶渊之盟”后，辽国卸去来自北宋的压力，约在辽兴宗前后，契丹朝廷注意力转向以中京为中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以军事力量压制东北的女真、室韦等民族，四时捺钵也同时回到东北，借以炫耀武力镇压反抗。女真人兴起后契丹人被迫回到幽州南京，捺钵也回到通州以南的延芳淀，只不过远没有圣宗时那么大规模和士气，没那么红火。

延芳淀的捺钵驻扎地至今无法确定，史书及个人笔记也未提及，也没有方面专家对此进行考证，通州少数人曾进行过试探性论证，终无可信结果。笔者认为，应从几方面入手探讨这个问题，一是霍阴县的设置必与辽国捺钵活动有关，此县应是专为捺钵所设。做为供役捺钵的地方机关，这种供役规模庞大繁琐，捺钵扎营之地当距此县城不远，当然，也不会太近。辽圣宗太平七年诏：“辇路所经，旁三十步内不得耕种者，不得诉讼之限。”穆宗应历时谕：“凡行幸之所，必高立标识，令民勿犯，违以死论。”通过这些规定看，扎营地当在霍阴县城五公里之内，最初的霍阴县城在今大小北关与前后南关四村之间，由此幅射五公里内最适合扎营捺钵。

其次是捺钵扎营之地必在延芳淀主淀之内，或左近，因为农历立春之后“春水”捺钵便开始拔营，皇帝要亲自在冰面上钓鱼和捕鱼，捺钵时至少上万甚至是十几万人马安营扎寨，皇帝卫士亲军就有几千之众，需要很大一片区域，更需要若干大小不一的坑塘，这样计算，北到今枣林庄，南到德仁务，西至栲栳垡，东至今漷县村都是契丹皇族和兵民的驻扎地，皇帝的捺钵理应在此范围之内。捺钵应距放鹰台不远，放鹰台是皇帝放飞海东青的高台，应能俯看延芳淀，所以放鹰的地方距捺钵不会远。

呼鹰台有人认为是呼唤海东青的地方，有一定道理，但呼字解释不同，辽、金、元三代在渔、狩猎时常用此字，比如呼鹿，呼雁，这里的呼字是模仿动物声音，诱其前来的意思，就是模仿鹿与雁的声音，诱其到水边或食物旁边，然后捕杀。到清代则改称“哨鹿”，此处的哨是一种乐器，呼鹰的意思或许是学海东清的叫声惊吓天鹅等鸟类从水面起飞，然后放海东青擒之，此说妥否并无确凿依据，写此聊备一说。以上两种解释如是第一种则不可能扎营呼鹰台，第二种解释就有可能。

古霍阴县在延芳主淀西畔，负责管理自由人和奴隶，所谓自由人多是北方少数民族，而这些人包括县令在内都没资格面见辽国皇帝，所以县城距离捺钵绝不会太近，而距县城五公里之内的地方，最适合的方位应是放鹰台以西以北，今天枣林庄村以南，垡头村以东，吴营、靛庄村以西这片区域，具体位置应在今唐头村西北，王楼村西南左右。这片区域也是后来元代柳林行宫的所在地，此地距古霍阴县城不足五公里，直线距离更近些。当然，也可能每年捺钵驻扎之地不同。

《辽史》关于延芳淀的记载很简略：地理志：“延芳淀方数百里，春时鹅鹜所聚，夏秋多菱芡。国主春猎，卫士皆衣墨绿，各持链锤、鹰食、刺鹅锥，引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风击鼓，惊鹅稍离水面，国主亲放海东青鹘擒之。鹅坠，恐鹘力不胜，在列者以锥刺鹅急取其脑饲鹘，得头鹅者例赏银绢。国王、皇族、群臣各有分地。”这里所记延芳淀是关外淀泊还是漷县的延芳淀不得而知，但两淀的地理情况大体相同。

刺鹅锥为契丹人所独有，渔猎时每人必戴在腰间以备随时使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被发现，出土文物中有几样与捺钵有关，最为直接的是一把“玉柄银锥”，（现藏内蒙古自治区历史博物馆），长约十七公分，把手由和田青白玉制成，银尖是银片所卷，有精至的银锥鞘，用银链将鞘与锥相连，这是刺鹅锥的实物。女孩儿所用刺鹅武器可能略小，皇族男性和卫士们腰间的刺鹅锥可能略大略长。

陈国公主是辽景宗和萧太后燕燕的孙女，耶律隆庆之女，辽圣宗侄女，嫁其舅萧绍矩，十八岁病亡。随葬的刺鹅锥说明他曾参加过捺钵活动，根据她生活的年代判断，她生前手挥刺鹅锥杀鹅的地方正是今天漷县以西地区的延芳淀，她之所以葬在内蒙古的奈曼旗，因为那是她和萧氏丈夫的分地。可以略做想像：一个契丹少女在祖母和父母前后，手握刺鹅锥奔跑在延芳淀各处，和若干人争抢头鹅，或许还会蛮横一下，当亲手捕到鹅雁时欢呼雀跃，大呼小叫，一个渔猎民族女孩儿在延芳淀度过了她美好的少女时代。这应与事实出入不大。

刺鹅锥、扁鼓之外，“春水”时史书还记有一种武器，叫链子锤，没解释用途，根据辽代墓画推测，有可能在海东青擒鹅时落在水面，鹰力不胜，卫士持链子锤击鹅至死，再下水捞取，但墓画中的锤没有链子，而是一根长柄上一个铁头，象是人在战斗中使用的兵器，也无从得知链子的长度，似乎不应过长。或许“春水”时将柄卸去挂上链条？扁鼓是挂在人身上两手敲打那种，不是两三个人抬着的大鼓。

延芳淀中有三台，最与捺钵活动相关，放鹰台在漷县镇唐头古村西南，当初高低多少已不得而知，光绪《通州志》记：“在州南漷县西四里，相传辽主游猎所筑。”第一，所记是相传，不能坐实，第二，此村并不位于漷县西，而是西北，而且北多西少，第三，所记准确的是放鹰台与呼鹰台一样是人工所筑，但面积多大有无建筑已经无考。

据说此村原名塘头，后为省便，去个土旁变成了唐头。周良先生根据塘字和确有的高台认为这里就是放鹰台，笔者认为有这个可能，但还不能下定论。三台中只有此台无明确记载，而此台在三台中最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捺钵的扎营地。如果塘头之说成立，说明此处在辽代时很可能有一个特大型水塘，这符合皇帝亲自钓鱼捕鱼的要求，但周边不远处还应有更多坑塘才行，近亲皇族也要有自己的钓鱼场所。此台在辽时应能俯看延芳淀众多坑塘，因为皇帝只有看到天鹅从水面起飞才能放飞海东青，依此估计，在三台中放鹰台海拔最高。

呼鹰台位于今天张家湾镇前后青山二村，村址即其遗址，此台据《辽史》记载为“发二千五百士兵”所筑，当时规模大小不得而知，但二千多人筑台规模不应太小，应是堆起一座人工山，并遍植树木，故名青山村。一般对呼鹰的理解是海东青一击不中，自己害臊，飞上树梢，不肯回到主人手中，此时就要用食物和专业的语言将其呼回，故名呼鹰台，此其一说而已，未必是事实。一击不中，羞臊的海东青不一定就落在呼鹰台附近，至少不会全部落在此处，如何呼诱？事实究竟如何，尚待考证。

晾鹰台的由来很清楚，是古泉州界内天然高台而且高广面大，今天残存也有十多米高，其实，此台周边既是汉泉州县旧址，因历代洪水冲刷加之当初并无城墙，遗迹无处寻找。但直到明代蒋一葵写《长安客话》时台上还有线索可寻，记：“晾鹰旧台在县西南得仁务西，相传辽主游猎处，遗址尚存。台东三冢相望。西北有岗隆起，古洞深遂。”这至少说明晾鹰台上和其附近有人为工程，而且不是小工程。

笔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登此台，秦砖汉瓦随处可见，最晚到东汉，是东汉的绳纹砖。辽代的晾鹰台是渔猎后的休息场所，海东青在捕鹅时翅膀多半会沾上水，使鹰很不舒服，容易得病，在此台一方面晒鹰羽，一方面歇人歇马，同时在此用餐吃饭，无非是捕到什么吃什么。至于有人说捺钵时不吃肉，而是食“清膳”，则是臆测，头鱼宴可吃，头鹅宴也可吃，怎么会再吃“清膳”？素食“清膳”本身就违背渔猎民族的生活习惯，同时也违背捺钵本意。《辽史。食货志》说：“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马逐水草，人仰湩（音洞）酪。”早期契丹人并不吃粮食。

明刑部尚书漷人襄毅公董方有晾鹰台诗：

苍鹰已去不重回，金殿荒芜尽绿苔。

萧鼓声湮惟鸟嗓，羽林军散低云回。

晴川应识霓旌影，寒菊曾迎凤辇开。

彼日谁能歌五子，至今殷鉴使人哀。

海东青是一种个头不大的鹰隹，生长在白令海到日本海一带，很少进入中国内陆，要想猎捕必须到遥远的海边，在悬崖峭壁间寻找，相当困难。辽代的部落联盟中专有一支由鹰坊户组成的部族称“稍瓦部”，专职捕鹰，同时，女真族贡物中鹰也是主要贡品。这种隹鸟以鱼和其它鸟类为生，生性凶猛凌厉，很难训化，不能人工繁殖，只能每年抓捕一次，捺钵活动之后便将其放归自然，让其在自然中繁育新的生命。把海东青训练成听人指挥的猎鹰是个巨大的工程，清代称为“熬鹰”，很是辛苦，清朝在吉林打牲乌拉同样专有鹰户，每年负责进贡海东青，直到道光时才免贡。

捺钵是治国理政的中心，规模庞大，所至之处“宫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轮番千人祇直。”又：“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瑕则以畋渔为生。无日不营，无在不卫。立国规模莫重于此。”这两段记载证明，捺钵的防卫可以说壁垒森严，皇帝牙帐的警卫人员每天有上千人。当然，这个庐帐很庞大，应不小于汉地朝廷的中型宫殿，分大帐和寝帐，帐内设施豪华，因为处理内政的同时还要接见宋、西夏、高丽等外国使臣。

辽代的历史资料传下来的很少，在《辽史》、《辽史拾遗》中对：春水捺钵的记载相当零散简略，惜墨如金，有些甚至是错误，现在无法得知具体情况，只能多方求证，了解一个大概。辽人萧总管写有一首《契丹风土歌》流传下来，诗很长，基本写的是春水捺钵，摘抄如下：

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马如龙。

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

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

一春浪宕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

平沙软草天鹅肥，胡儿千骑晓打围。

皂旗低昂围渐急，惊作羊角凌空飞。

海东健鹘健如许，构上风生看一举。

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

平章俊味天下无，年年海上驱群胡。

一鹅先得金百两，天使走送贤王庐。

天鹅之飞铁为翼，射生小儿空看得。

腹中惊怪有新姜，原是江南经宿食。

延芳淀春捺钵先是在冰中钓鱼捕鱼，后在水中擒鹅捕鸟，一般在正月十五左右出发，至三月底结束，持续二至三个月，这不是皇帝游幸，而是换地方办公。和汉族皇帝一样，捺钵也有汉族皇帝社稷坛亲耕之意，意为不忘根本，含有教化本族人民之意。自古以来契丹人就以渔猎为生，靠此吃饭，所以，皇帝亲自钓鱼、捕鹅是在对所有契丹人说：这是我们的根本，不能丢失，看见了吗，我和你们一样在从事生产，在干老本行。

综合《辽史》等书所记，参考出土辽墓壁画及各种零星歌诗，可以试探着还原延芳淀捺钵的过程，时间设定在辽圣宗统和二十年（1002）正月庚子日后：

前几日，皇帝卫士亲军先行到延芳淀，选择冰面，布置警戒，安排庐帐，督促霍阴县等各地方官员按时供应。庚子这天，辽圣宗由南京起驾，卫士亲军骑马开道，两个亲族大将前引，第一辆辇车是圣宗皇帝，第二辆是太后萧氏，接下来是皇后、皇太子、皇子、皇亲国戚。太监、宫女、供役徒步随行，殿后者是浩浩荡荡的军队。出南京东南门或东门之后一直向东，经今朝阳区大郊亭或十里河至通州区台湖，到今枣林庄村南一带，也可能到今青山村一带（可能性不大）。

正月的延芳淀还不时飘雪，气候寒冷，不要说值勤卫士就是皇帝的牙帐内也不暖和，关于牙帐也就是捺钵，对此，《辽史》有记载：“皇帝牙帐以枪为硬寨，用毛绳连系。每枪下黑毡伞一，以庇卫士风雪，枪外小毡帐一层，每帐五人，各执兵仗为禁围。”记载与清乾隆皇帝行围诗所描述的一样，都是用枪杆矗地为寨，皇帝的牙帐就在寨内，根据辽墓壁画和乾隆诗看，捺钵似乎应扎在一条小河旁边。

根据寨外每五人一小帐的宿卫标准还无法还原牙帐大小，好在后面又记有消息：“宫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轮番千人祇直，禁围外桌枪为寨，夜则拔枪移桌御寝帐。周围拒马，外设铺，传铃宿卫。”每天千人直班，如果六小时轮换一次，每次为二百五十人，每五人一小帐，那这个以枪为寨的捺钵有五十个小帐，如果是每隔二十米一个五人小帐，那这个枪寨的周长是一千米！真称得上一个小皇宫了。与此同时，不耐寒或是身体较差的妃嫔被安置在神潜宫或长春宫中，天暖时可到皇帝牙帐。

并不是刚到延芳淀就开始钓鱼，而是先纵马在整个延芳淀跑几天，千军万马扬鞭呼喊，肆意妄为，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平时，一般在下午，处理军国重事，由随行北南二院官员汇报各种情况，交皇帝定夺。尤其北院大王们要汇报“澶渊之盟”后北宋的军事反映，和对辽最新态度，以及北宋所允的银绢情况，并派人催促，同时分部分兵力至辽、宋边界施压，催北宋迅速将银绢送到辽国。

某日，西夏使者至延芳淀见辽国皇帝，圣宗命高规格接待，暂不允见。至宋使衔命来到牙帐，圣宗传命西夏使者入帐，待以上宾，站立在皇帝左右。宋使则跪在帐下，递交国书，回答辽圣宗所问，这种做法是对北宋的羞辱，实际还是施压，接见后，命宋使与北院大臣商讨宋辽边界、双方欧脱之地、北宋进贡银绢等事，最后请宋朝使者参观辽国军队的捺钵活动，直到捺钵结束放归。

处理过若干政事后，专为皇帝钓鱼的庐帐也已经搭好，皇帝钓鱼不是露天野钓，而是将诺大的坑塘用帐篷盖上，皇帝在庐帐内钓鱼。某日良辰，圣宗皇帝率皇后、皇太子等人亲赴凿好的冰洞开钓，此时，其它各有分地的皇亲国戚簇拥在牙帐周围，等待头鱼。实事求是地说，皇帝未必能钓到大鱼，可皇帝又必须钓到大鱼，这里就会有出入，很难说不是有人事先将最大的鱼挂在鱼钩上，坐等皇帝收竿。待头鱼出水，立命专人将鱼送到供奉祖先的大帐，祭祀先王祖宗。而所谓的头鱼宴则只是一个说法，不是真正的只吃第一条鱼，头鹅宴也一样。头鱼一出，所有庐帐开钓，一段时间内所有人只吃钓上来的鱼，不够吃那你就饿着，因为是祖先要饿你。

将所钓之鱼全部放在一起，吃头鱼宴，所谓头鱼宴不过是将鱼收拾整理一下，加点盐或烧烤或生吃鱼片，以示对传统饮食的尊重与怀念，真正的头鱼已经供奉给祖先贤王了。这里吃的所谓头鱼不过是借头鱼之名，用汉人的话说不过是取个吉利，相当于大家一起陪先王祖先们吃顿饭，借皇帝的光能吃到与头鱼有关的饭，这是很光荣的事。头鱼宴后，捕鱼方式就不仅限于垂钓，毕竟谁也不能饿肚子，事实上谁也不会让自己真的饿着，网捕在所难免。

天鹅等鸟类到来之前，圣宗皇帝与太后处理政事之余，除了捕鱼，最多的是练兵，培养部队战斗力，或率卫士到宋辽边界戡查，判断宋人动向，好在边界距延芳淀不远，安次县南至永清县一带便是宋、辽“欧脱”之地。再其次才是游幸，帝后在延芳淀各处随意转悠，访观问庙，溜冰滑雪，盘恒至春暖花开。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野花盛开，芦苇高过膝盖，天鹅等候鸟返回延芳淀，或在此暂停或在此度夏，总之要在延芳淀呆上一段时间。此时还不是打围擒鹅的最佳时间，需等到该来的鸟到齐并在此安顿下来，也就是所有鸟都熟悉了这里的环境，放松初到时的警惕，更需鸟类习惯水边有这么多人，只有这样，海东青才能一击便中。毫无疑问，最大的水面属于圣宗皇帝，而这个水面就在放鹰台左右，一春重头戏开始上演。

是日，天刚亮，上千身着墨绿色军装的契丹卫士，各持墨绿色短旗，腰佩刺鹅锥，手持链子锤，提前埋伏在苇丛之中，水面上风，胸挂扁鼓的鼓手也已经到位。几百只天鹅等水鸟在水面中央缓慢游弋，似乎还没有睡醒。在若干皇族簇拥下，圣宗皇帝登上放鹰台，后面跟着鹰坊官，每人手上托着一只海东青。太阳刚刚生起时，皇帝身边的掌旗官挥动指挥旗，上风多面锣鼓同时大做，在清晨的天空下敲得山响，千名或几千名士兵同时呐喊，猝不及防的天鹅等鸟类受到惊吓，鸣叫着在水面滑行起飞，恰在此时，皇帝接过鹰坊官手中的海东青，摘去眼罩，向着水面方向往上一耸，放飞一只，接着是第二只，第三只。。。。。。

包括《辽史》在内，凡是记载春水捺钵的诗文都谈到“上风击鼓”，这是有道理的。上风应即是北面，因为春天的气流还是由北向南吹，上风击鼓迫使天鹅南飞，海东青从北面也就是天鹅后面追击，因其速度快于天鹅，在天鹅离开水面十米以下时，很快就能追到，然后踩在天鹅背上啄咬天鹅头部，在出土的辽代玉器中也多是这种造形。如从下风击鼓，天鹅北飞，会与海东青逆风相撞，海东青比天鹅小得多，迎头撞上会把海东青撞飞出去，而踩在鹅背上则既安全又省力。

放鹰的时间火侯也要拿捏好，晚则可能来不及，一旦天鹅飞到树上或进入灌木丛就不再可能抓到，因为海东青一击速度太快，树木与灌木丛都有可能使其翅膀折断，此种情况下海东青就会放弃，训鹰师在训鹰时也会不断地提醒。慢则也不行，天鹅似出未出水面时海东青赶到，双方势必要在水面搏斗，而水面对海东青不利，那是天鹅的地盘，往往也很难得手。

此时，延芳淀空中，鹰击鹅叫，上下翻飞，鹅毛如雪，飘散下落，人喊马嘶，雀跃欢呼。皇帝放完海东青，鹰坊官立刻快马赶到呼鹰台，率领坊师准备呼鹰。此时的延芳淀就是战场，皇族子孙不分男女，贵戚卫士不分先后，包括普通士兵在内争先恐后抢头鹅，鹰与鹅一起坠地或坠入水中，士兵急取刺鹅锥将天鹅刺死，剖开鹅头，将脑浆喂给海东青，以示奖励。按例：“得头鹅者赏银百两，绢物等各有差”。这是份不少的赏赐，争抢者自然卖力。无论谁先得到鹅，以第一个向皇帝报告的为准，持鹅者飞速跑向放鹰台，腿脚慢的只好自认倒霉。皇帝放鹰后，其它人也同样将鹰放出，一个上午，得鹅及其他鸟类应在百数或数百，不应低于这个数字。

空中格斗结束，呼鹰台上开忙，鹰坊官带领训鹰师及辅助人员，在呼鹰台上用手势、口技、特殊乐器开始呼鹰。一击不中，天鹅躲入灌木丛，说明此鹰失误，毫无所得，它会害臊，飞到树上不肯下来。另一种情况是海东青在水面与鹅搏斗，因翅膀被打湿而没能得手，它也会飞到小树上不肯去见主人。将害羞的海东青呼诱到呼鹰台附近，在台上放若干家养鹅鸭，招唤海东青二次出击，这就百分百一击必中，然后按擒天鹅的规矩，同样饲以鹅脑，给失误的海东青找回面子。

按例，头鹅派人贡献给祖先贤王，其它鹅鸟聚在一起，圣宗皇帝与皇族国戚凑在一起吃头鹅宴，或烧或烤或水煮，总之是吃法简单，一如他们在东北老家时那种吃法。吃毕，颁赏，除赏获得头鹅者外，随行皇族国戚两院大臣也各有奖赏不等。其它卫士和普通士兵没资格吃头鹅宴，如果没有牙帐值勤任务，卫士们与呼鹰台的鹰坊官和普通士兵一起，带着猎物，驾鹰策马，向南直奔晾鹰台。

三台中晾鹰台最大，深疑辽时台上仍有不少建筑，即使没有，台上也可供千人坐卧。先找个有阳光又不太晒的地方，在鹰架上晾鹰羽，给受伤的鹰包扎好，边晾羽边喂食。然后三五一群开始享受他们的战利品，吃法可能更简单。海东青理完自己的羽毛，这群人也吃喝完毕，忽传皇帝驾到，于是随驾四周远望，耽搁一会儿，接下来护驾长春宫，至此，春水大戏落下帏幕。

根据《辽史》记载，辽圣宗耶律隆绪与其母萧太后是到延芳淀最多的帝后，约记十次左右，统和二十年（1002）是所记最后一次，史书未记次数有多少不得而知。辽圣宗以前正是宋辽对峙的战争时期，至“澶渊之盟”后，宋辽有一百多年的和平，直至宋、金“海上之盟”结束。辽圣宗末期，辽国的注意力转移到东北方向，“春水秋山，四时捺钵”也回到东北。女真人在关外兴起，契丹人受到威胁，被迫放弃漠北迁回关内南京，春水捺钵又一度放在京东南的延芳淀，这为元代的柳林行宫打下了基础。

人人文学

六，元代的柳林海子

先说下海子，在中国有很多称为海的湖泊，如乌梁素海、洱海、青海。北京的北海、什刹海、南海子，通州的小海子、柳林海子等等，地域隔远，大小不同，却都是淡水。其实，每个民族因语言关系，对湖泊淀沼都有自己的称谓，与水面大小、深浅、距离没有关系。辽、金沿宋称，叫淀泊，如白洋淀、茶淀、延芳淀、梁山泊、瓮山泊，明代亦如此。元代蒙古人则称海，凡是带海字的水面、湖泊都为元代命名。清代满州人称小水面为泡子，如海兰泡等，今天的东北仍沿用此称。满人入关后对已有名称的水体并未更改，所以关内没有泡子一名存在。大而深称海，海加子字说明小而浅，也就是宋、辽时的淀泊。

蒙古人先称勿吉、室韦，后改蒙古，最早居于大兴安岭北侧，后逐渐进入东亚大草原，在成吉思汗时强大并开始东征西讨，灭西夏、南宋，直打到欧洲，成为当时世界的“上帝之鞭”。蒙古人与所有草原民族一样，政治上实行领主分封制度，当时的元朝只是成吉思汗一个子孙忽必烈所建立的政权，忽必烈之下又分封若干自治领主，同时，实行民族岐视政策，将国人分为四等，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南人地位最低。

忽必烈夺得汗位后仍居开平府（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后改称上都，至元九年（1272）正式改金中都为大都（今北京），在关内称帝建元。元实行两都制，即上都和大都，元武宗海山时曾修中都（在河北坝上张北县），因其早死，未建完，后被放弃。蒙古人对北京地区的统治如果从金中都被攻陷算起有一百多年，北京东南的漷阴县时间则更长。

草原民族有其共性，他们不喜城居，而是随水草牲畜迁徙，马车庐帐到处安居，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政治中心随皇帝的居住地而随时改变。两都之外，柳林海子就是元代的政治中心之一。元朝皇帝每年夏季在上都避暑办公，秋冬回大都，这就是两都制。在大都期间也不是总在城内，而是到柳林海子或漷州居住些时日，并在柳林处理国家各种事务，这样就需要有个居所，也就是柳林行宫。

元代史籍中在古延芳淀地区出现了枣林、柳林的记载，枣树应是人工裁培，说明那时延芳淀地区枣树已经普遍种植，种植面积也很大。柳树是自然野生还是人工种植不得而知。枣树不宜在沼泽水岸生长，应种植在距水稍远的高敞之地，柳树则不同，可以在浅水和水中小洲上成活并长成大树，现在也是这样。

通过《元史》的某些记载可以做为旁证，红巾军将领毛贵曾率几万人北伐，一直打到枣林，意在夺取柳林行宫，元枢密副使达国珍在枣林迎战，败死红巾军之手。元朝派大将刘哈喇不花参战，红巾军不敌，最终败退。由此可以看出柳林有常驻军，有军事防御措施而且防守严密，虽说红巾军战斗力不强，但几万人未能攻下，可以想见柳林行宫之大和这个行宫的重要性。

明徐达、常遇春北伐，先下枣林而后火烧柳林行宫，通过这些记载，从方位上说枣林似乎不在今天的枣林庄一带，但枣林庄村是通州区元代之前已有的村庄，当时就称枣林没有庄字。无论红巾军还是常遇春都是从南往北打，按记载都是先攻枣林，则枣林当在柳林之南才对，倘若确实如此，则柳林须在今枣林庄村以北，那就是凉水河边上了，而且面积并不大。可能是这样：柳林确实在南，但柳林及行宫以南是大片水域，绵延上百公里，深浅不同，而元人又在水中设下某种屏障，无法从南面进攻，而北面的枣林是柳林行宫门户，是通往大都的要道，并且有驻军，所以只能先攻下枣林再南取柳林行宫，这侧面说明，柳林行宫是北伐绕不过去的一块硬骨头，想攻取大都必先攻取柳林。

如柳林在枣林之南一说成立，则柳林及行宫就在辽代原放鹰台以北，行宫靠近北面枣林，只是比辽时捺钵的面积小了些，约在今唐头村以北稍远，中辛庄以南，垡头村以东一带，而行宫则在这一带偏北。至元十三年（1276），漷阴县升为漷州，香河、武清二县来属，这侧面说明，元朝对柳林海子的重视，提高了对行宫供役的级别。一个漷阴县已经不能满足对柳林行宫的供应，而以三县之力三县之税收保障柳林行宫的日常用度。同时，漷州也改由色目人管理，一些色目能工巧匠来到漷州，服务于漷州与柳林行宫。

关于柳林海子和行宫在这一带附近的某个地方，有一个间接佐证：今天的枣林庄村和垡头村都有回民，他们元代在此定居成为早期居民。众所周知，早期回民是色目人，他们多是商人和手艺人，随蒙古人来到中原，在元代的民族划分上高于汉人和南人但低于蒙古人。这些人赶着车马牛羊，带着一应生活用品以及其它商品，随着元朝皇帝来到柳林海子，为蒙古人服务或是和蒙古人做生意，久而久之，停下脚步在此定居，或是元朝皇帝赏赐他们一块土地，让他们在此永住。为柳林行宫的蒙古人服务或是与他们做生意，距离就不会太远，当然也不能过近，从两村位置看则正好是枣林庄村南，垡头村东南一带。

柳林海子的面积较辽代的延芳淀有所缩小，但缩小程度并不大，缩小的原因与气候有关，降水减少，上游来水自然减少，露出水面的土地相应多了一些，曾一度设“营田司”于此地，但并未真正开垦出多少农田，所谓“营田司”实际是一个安置流民的机构，颗粒无收后便四散而逃了，好在元朝也并不真想在这里开垦田地，那会妨碍他们纵马放鹰，所以，元代的海子比辽代的延芳淀并没缩小多少。

清顾祖禹说：“柳林在县西，元至元十八年如漷州，又如柳林，是后，皆以柳林为游畋之地，建行宫于此。”至元十八年是公元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都大都后不久，那时他就看上了柳林海子，并兴建行宫，他的后代则继续以此地为游畋之地，《元史》记：“至治元年（1321）：丁巳，畋于柳林，敕更造行宫。”这说明柳林行宫曾经扩大重建，终元一代，柳林行宫始终未被废止，可见元朝皇帝对柳林海子的钟爱。

柳林行宫与辽的捺钵不同，通过史书记载得知，即使皇帝不在行宫，这里也常年有高级官员留守，到丞相、枢密使级，这都是顶级官员或是皇亲，也因此不同于辽代。这里有行宫建筑，而且，如果按等级划分居所，加上办公场所，建筑就不在少数，只是这些建筑被徐达、常遇春等人一把火烧了，至今无处可寻。另一方面，行宫的庐帐也不会少，而且这些庐帐很可能是长期安扎在这里，并不随人移动。当时的建筑是什么样式，没留下文字记载，也无法还原，估计不会是汉式建筑，应与中亚西域有所联系，至少应是有穹隆顶那种，这种建筑与蒙古文化更接近一些。

元代柳林行宫的作用不亚于辽代的捺钵，元代的柳林是随时甚或是常年在此办公，或是皇帝或是大臣，而辽代只是“春水”时二三个月在此理政，个别年份夏季在此常驻。元代许多大事发生在柳林，而且元代与辽不同的是，即使在柳林地区也同时有两个驻跸地，即漷州城里和柳林，世祖之后以柳林为主。关于柳林行宫的大小，有一条佐证：《元史》记“至治三年（1323）五月，戊戌，太白经天，庚子，大风雨雹，拔柳林行宫内外大木二千七百”。这是场龙卷风，而且很大很有破坏性，另一方面，二千七百棵大树是多大面积？估计是很大的柳树，假设每亩地平均五棵，加上未被风刮倒的大小树木，则行宫占地五百至一千亩，规模可见。

有个问题需要澄清，元代后期将畋猎称“飞放”，《元史。兵志》记：“冬春之交，天子或亲幸近郊，纵鹰隹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有人据此认为明时的飞放泊便是元代的称呼，这是不细心查察的错误。元代蒙古人没有泊这个概念，也不懂这个词汇的含意，无论水面大小深浅全部称为海或是海子。泊是汉人宋以前的称谓，水面不大不小，水深相对较浅，或说浅多深少的水域称泊。

再小点的水面则称沽，如古沽水发源于坝上沽源县，因水面很小故称沽，此水东流形成白河，白河古称沽水即因此。比沽再小的水面就是塘或水坑，因此，栲栳垡飞放泊、马各庄飞放泊及南辛庄飞放泊等称谓都是明代命名而非元代旧有。元代的古延芳淀地区一律称为海子，再说近一点，通称柳林海子！与泊字无关。之所以后来称泊则是明代移民对这种小水面的称呼，因为元代曾在此飞放鹰隹，故沿称飞放二字，只不过将海子改称为泊，这是汉人称谓习惯问题。只有少数重点地区或是移民未到的地方仍保留海子原称，如南海子，通州的小海子以及柳林海子。

从红巾军和明军攻打大都皆先取枣林再下柳林看，柳林行宫还是大都东部一个战略要地，而且驻军不少，否则毛贵、徐达、常遇春等人不会在进攻大都前必先攻柳林行宫，而攻陷柳林行宫则必先攻下枣林，说明枣林是柳林行宫的防御门户。早在忽必烈下令在此建行宫时或许他看中的就是此地的战略地位，他之后的几代皇帝一直经营此地，不会只为畋猎，因为元代的苑囿之地在今南海子，也就是马驹桥以西到南苑一带，并不主要在柳林海子。

可能的是，这里扼水路要冲，元朝在北方没有劲敌，所防范的是南方的汉人，而南方大批军队北上必有一路走水路，柳林扼白河与古泉州渠，历史上就是南方军队水路北上的必经之路，曹操就曾走过此路。因为战略地位而建行宫，因建行宫而有常驻军，因有常驻军则成为皇帝的另一个办公场所，因在此处理国家大事，也就难免酝酿一些阴谋，柳林行宫正是如此。

元顺帝前期的太师、丞相伯颜就在柳林行宫被顺帝和脱脱算计了，先是，伯颜助顺帝铲除文宗皇后的势力，使顺帝得到实权，顺帝也很信认他，但伯颜有些飞扬跋扈，不管不顾，这令顺帝越来越不舒服，伯颜势大，顺帝一时无可奈何，只好委之重任，自己装做逍遥，在柳林行宫一住就是很长时间。

至元六年（1340）二月，伯颜请顺帝到柳林行畋，顺帝以身体不好推脱，伯颜又请太子同往，顺帝答应了。脱脱等人看这是个机会，请求顺帝暗中连夜将太子接回大都，然后突然下令免去伯颜丞相职务，这正合顺帝心意，开始实行。伯颜出城后，脱脱等即刻封锁大都城，起草诏书，贬伯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并连夜悄悄地接回太子。第二天顺帝派人到柳林行宫宣布命令，让其即刻起程，伯颜措手不及，忙找太子做挡箭牌，准备挥师大都扶太子登位，可惜晚了，只能自认倒霉。其实，查诸史书，伯颜这个人还是有点本事的，如其继续掌权，元代的灭亡时间或许没那么早。

关于元代的柳林行宫，还有不少问题待解，包括行宫的性质，规模、建筑、环境、使用时间等等这些问题，都需方家深入探讨。

人人文学

七，人物   事迹

辽代    马植

延芳淀历史上或说漷县历史上，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人物因各种原因一直被忽略，一些史家，尤其南宋一些怀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失败者，将北宋之亡归咎此人，至使书写历史不能持平，将个人情绪带进历史，却不自察本身过错，反与修《宋史》的蒙古人沆瀣一气，诋毁此人，似乎是此人断送的北宋王朝，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马植，汉族，辽代霍阴县人，官辽国光禄卿。出身北朝世家大族，世居霍阴县。辽、金二代，世袭霍阴县及周边地区为分地，是读书士宦家庭。在辽、金两代，其家族势力强于郭世珍家族，郭氏为行伍出身，马氏为知识分子家庭。《漷阴志略》中载有马氏如马讽：在金初时，将燕云地区归还宋朝，马讽游学宋京师，登宋宣和六年进士榜、入金后复中进士。官历金大理卿、刑部尚书、忠顺军节度使。马惠迪，金世宗时御史中丞，与张亨同时。这还只是马氏家族较有名气、官职较高的几个，其它人不算在内。

光禄卿是个中高级官员，负责皇帝日常膳食及各国来使的接待安顿，朝内接触辽国皇帝、皇族，于外接触外国使者，可以说了解辽国内外大小一切事务，甚至周边各国主要人物的喜好和隐私。他对辽国外强中干，日趋衰弱的国势十分清楚，对辽、金之间的战争以及双方优势的转换更是一眼洞穿，在他看来，辽被金所灭只是时间问题。做为世代大族，他此时想到的是自保，既保证他的家族利益与地位，他原本是汉人，在金、宋之间权衡，选择宋朝当然是明智的选项。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问题，马植投靠宋朝也有可能是他家族的某种战略考量，即向三方势力投资，谁胜均可保家族无忧，因为马氏在马植之后在金朝依然显赫，高官不断。

《三朝北盟汇编》记马植：“先是，政和元年，朝廷遣童贯副郑允中奉使，辽人有马植者，潜见贯于路。植，燕京霍阴人，涉猎书传有日，才能文辞，长于智数。。。。。。说贯以边事。。。。。。（贯）约其来归，植数上书奏，上喜，赐姓李名良嗣。。。。。俄又赐姓赵，迁至修撰”。此书作者徐梦莘出生于靖康元年，距马植生活的政和、宣时代不远，对马植持否定态度，但他承认马植“才能文辞，长于智数。”事实也的确如此，现存辽诗不过才几十首，作者十数人，其中就有马植二首：七绝

朔风吹雪下鸡山，烛暗穹庐夜色寒。

闻到燕然好消息，晓来驿骑报平安。

又

建国旧碑朝日暗，兴王故地野风干。

回头笑谓王公子，骑马随军过五銮。

由此可见，马植是个有才学有能力的人，断非势力小人可比。同书引封有功《编年》记：“政和五年，岁次己未，春三月辛未朔，二日壬申，大辽李良嗣密遗人来雄州投蜡丸，云：天庆五年三月四日，辽国光禄卿李良嗣，谨对天日斋沐，载书拜上安抚大师（使）足下，良嗣族本汉人，素居燕京霍阴，自远祖以来悉登仕路，。。。。。。”。这里说他姓李，实际这是宋徽宗第一次赐姓，为李良嗣。

马植对辽、金的情况了如指掌，观察也很敏锐，他对宋徽宗说：“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遣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荷浆来迎，万一女真得志，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事不侔矣。”徽宗说：“辽国不灭，燕云不收，北部边陲久不安宁。今所献良策，或可解除朕心头之病”。于是赐马植赵姓为赵良嗣。观此，则知马植有着清醒头脑而且眼光独到，远非开封那群文武大臣可比。

马植归宋后，一直奔波宋、金联盟夹攻辽国，几次跨海前往辽东面见完颜阿骨打，并最终订立“海上之盟”，而北宋的谈判代表就是马植，金国为吴乞买，主持者为完颜阿骨打，可见马植其人见过宋、辽、金三国皇帝。这个盟约并不全面，很多事没有说清楚，重要事情含含糊湖，只能算个临时协议：

一，宋、金南北出兵攻打契丹。两国军队均不过长城。在此期间双方不许单方面与契丹讲和。

二，宋朝做为金国出兵的代价，将每年贡给辽国的岁币按旧数转贡金国。另，金国出兵后，宋朝供给一定的粮饷。

三，如果取得胜利，金国原则上同意将燕云十六州交还宋朝。

四，双方不得招降纳叛。

五，双方共同遵守盟约，若不如约，则难依已许之约。

六，平州不属燕京旧汉地，也不属辽太宗受贿之地，与燕京为两路，不在归还之列。此外，金军为捉拿天祚帝暂住西京（即今大同市）。

因最初谈夹攻辽国都走海路，金吴乞买定此盟约为“海上之盟”。平州是今天卢龙、昌黎、乐亭至山海关一带。所谓“海上之盟”大体如此。

北宋始终攻不下燕京，最后由完颜阿骨打一举攻破，这不但使北宋被动地答应金国若干苛刻条件，更暴露了北宋军队的无能，使阿骨达等金人很看不起宋军，这也为日后攻宋埋下伏笔。当北宋惨胜，收回六州二十四县之后，马植基于对女真人的了解，一再警告北宋朝廷：“金人不足信”。他认为与金的和平不会持久，顶多维持三二年，宋朝要早做准备，防备金军南下，这是很清醒的远见。

宋朝君昏臣暗，真以为天下太平，北宋接收幽州一个多月，原辽国平州总管张觉率州来降。这是宋、金“海上之盟”特别规定的不归还宋朝之地，收留张觉相当于背盟。马植力劝皇帝不能接收平州内属，免得给女真人以口实，再起战争，朝廷不听，结果是金人出兵占领平州，此时北宋却又将张觉父子杀害，将人头送给女真人，致使北方郭药师等降宋将领一起反水，投降金朝，接下来就是“靖康之难”了。正是因张觉一事，马植被贬，最后死于贬所。

纵观马植的韬略脉络，联络纵横，可以说无一败笔，他也亲自践行自己的主张，不辞劳苦，几次往返海上，以实现他的战略意图。他太了解辽、金虚实，但人算不如天算，他不了解的恰恰是他所寄予希望的北宋皇帝和北宋朝廷。尽管辽国因各方面原因气数已尽，而金国尚未强大，但北宋的极端腐败无能马植却没有想到，结果宋被辽、金打得一塌糊涂。综上，北宋之亡与马植无关，他之归宋，实在是高估了北宋的实力。

《宋史》有传。

金、元    郭汝梅

郭汝梅，字和卿，大都漷阴县人，世居漷阴县于家里（今于家务），生当金朝中后期，当时蒙古的成吉思汗正在北部草原兴起，金朝已被赶出漠北，仅剩下燕山以南的残山剩水，正是乱世之际。郭氏自金中期以后，成为漷阴大族，并在漷阴有分地，入元则取代马氏执掌漷阴县。郭氏是行伍起家，并非诗书旧族，查其祖孙几代，均以洞明世事，人情练达著称。郭汝梅是跨金、元两代的人物，史书所记多为其元代事迹。

郭汝梅高祖郭世珍，不知其所自来，族属亦无记考，《辽史》无传。辽穆宗时为司徒，辽景宗时至太尉，两个虽都是加官并非实职，但官阶如此之高，相当于出将入相，他如果是汉人，这在契丹人建立的政权里怕是绝无仅有，辽初对其如此信用，有理由怀疑他是否汉人，但他的官阶是汉族政权的称谓。郭世珍曾随萧太后和圣宗征战，下涿州时，萧太后欲尽屠其民，郭世珍劝其说，人都有父母妻子，杀之无益不若放条生路。萧氏居然听从他的建议，因此活万余人。

金朝中后期，燕京周围几次被扫荡，元太祖时蒙古人攻陷漷阴，尽屠居民人口，郭汝梅时年七岁，其父郭淇背其逃难，直跑到滦河，累得实在走不动，欲弃之不要，遇到一头小红牛，驮着他过河，逃过一劫。而其父郭淇则是金朝官员，章宗时为河东按察史。看新旧《元史》所载，似乎郭淇仅郭汝梅一子，两史均载有：“其父淇，祷于神，愿佑此儿，使宗嗣不绝”。或许其它子嗣均死于乱世，由此可以看出他青少年时经历过不少痛苦与惊吓。

郭汝梅是个理财高手，洞明世事，也有担当，元太祖十八年（1223）十七岁时，被郭阴县百姓推管县事，一县得安。元太宗二年（1230），设十路税务司，中书丞相耶律铸举荐他为燕京都税司副使，负责燕京地区税收钱粮等事务，耶律铸可谓知人。税司并非郭汝梅一人，正、副使有若干员，但能力皆不如郭汝梅。干若干年副使，他觉得干收税这个官没啥意思，加上年纪已大，便让其子郭翰承袭了这个副使职务，回乡务农养老。中统三年（1262），平章政事、制国用使阿合马奏准由郭汝梅为燕京都税司正使。因其办事得力，元世祖忽必烈特从上都开平，就是今天内蒙古正蓝旗发来令符，提升他为中都路总管，昭勇大将军，兼大兴府尹，为正三品官。其实，当时的元朝还没有正式官制，这是金人融合汉人体制的官职。昭勇大将军为武职正四品，大兴尹正三品，这种委任证明元世祖把金中都地区完全交给郭汝梅管理。

在职期间，建驿站房舍一百余间。建粮仓粮库若干，收储各地运来的粮食。狱分男女，犯人得便。修复蓟门漏刻，使全城有准确统一的时间。禁百姓之间恶语相骂，纯化民风。命令辖区内乐舞、杂技等从业人员不得与百姓杂居，鼓励百姓努力生产，勤劳持家。通过他的治理，燕京人口数量短时间内增加一万二千多户，可见治绩显著，要知道金中都的燕京城在被蒙古人攻陷后已经是荒无人烟了。

郭汝梅也曾随元朝皇帝到过柳林，并询以郊外人口问题，当时上都及柳林等处行宫、行在的供应也由郭汝梅负责提供。可以说，郭汝梅为元世祖迁都燕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才是元世祖数次招见并提升他官职的原因。其实，他最大的贡献是用事实和行动影响着游牧民族走向文明，使蒙古人接受汉文化，进而也保护了汉文化。

乡居的郭汝梅也没闲着，漷县地区地处古延芳淀中心，于家务一带更是在淀底周边，为使乡人免遭水害，他自己出钱，选高敞之地新建七村，供百姓们居住，立据为凭由乡邻永远拥有，并为他们提供粮种耕牛。当然，当时此地人口也少，这七村百姓都应与郭氏有关。

中统五年（1264）七月病卒，年五十八岁，葬于家里，后迁葬漷县城北。翰林学士王谔撰碑文。

新旧《元史》有传。

明   董方

董方，字中矩，（生卒年：公元1416至1483年），明代顺天府漷县人。祖籍山西忻州，移民漷县。其父董政与其叔父董郁叔侄一起迁充北京，定居漷县。建房舍，垦荒田，勤于植艺粮果，家业日丰。董政本人亦好学，涉猎百家之书。子董方好学上进，卓然不凡，青年时代入县学为痒生。正统九年（1444）参加会试得中，次年参加殿式，赐进士及第，分发兵部任用。不久，因父病而归乡里，父卒，守孝三年。

正统十三年（1448），任大理寺左副丞，掌管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四川、贵州等省重案复审及定案之事。景泰二年（1451）大理寺卿萧祯荐为左寺正，期间依律办案，不徇私情，然宽和适度，不少冤案得以昭雪。六年，奉命前往山西审核囚犯案件，严谨不苟，还朝，建言十事，皆与司法有关，皇帝接纳允从，准许施行。天顺元年至天顺三年守母孝。

天顺四年复原职，时曹钦谋反，董方率军士救驾，乱平，英宗晋升其为大理寺右少卿。宪宗继位赐告封为中宪大夫。成化元年，因其劳绩有声转升刑部侍郎，正二品大员。次年受朝命持符节印信到武昌册封藩王。回朝，升为通议大夫。六年（1470），为正议大夫、资政尹，为皇帝顾问官。九年秋升任督察院右都御史。下一年巡抚大同，主持建造营房，补齐所缺军马，费用多方筹措。还朝，拜刑部尚书。十二年，政绩考核为优，宪宗派中官携钱、酒赏赐。十三年（1477），乞骸骨，告老还乡，加资政大夫。在家建“绿野营”悠游养老。

十九年（1483）三月，无疾而终，享年六十七岁。讣闻，宪宗追赐太子少保，与谥“襄毅”。葬祖莹之次，地在“漷邑里河阳之原”，今觅子店村西约一公里。墓坐北朝南，南北约八十米，东西五十米，汉白玉碑为明礼部尚书周洪谟所撰。神道两侧立有文武翁仲和马、虎、羊、骆驼等石像生。

董方一生好学，手不释卷，一生掌管司法监查。明刘瀚曾将他的司法言论，编辑成一部《献狱录》，足见其对明代司法制度的贡献，堪称一代法律大家。居乡时主持修撰了《漷县志》及董氏家谱。周洪谟评价他：“仁哉董公，满腔皆春，治狱有德，格于苍灵，狴犴之间，自无冤民。

《明史》有传。漷县城内为其建有“大司寇坊”。

明   岳正

岳正（1418至1472），字季方，号蒙泉，明代顺天府漷县人。岳氏世代武职出身，先世武林人（今杭州），据说为武穆之后，明代迁北京顺天府漷县。至岳正始改武从文。乡试中举，就读于国子监，与商辂、彭时、王恕等人俱为李时勉弟子。正统十三年（1448）会试，当时的侍讲杜宁审阅他的试卷，很欣赏，言：“此我辈人也。”杜宁还是很有眼光，岳正也确是书翰之才。会试取第一，为“会元”。廷试第三，为一甲探花。这在北方人中并不多见，当时的读书人多在南方，且南方读书人都有乡党照应。

景泰时为右春坊右赞善，英宗复辟后（1457）改翰林修撰、内侍书。不久，内阁缺员，吏部尚书王翱向英宗举荐岳正，六月奏对于文华殿，帝见岳正身材魁伟，飘飘须髯连声说好。问岳正年龄，答：“四十”，英宗说：“正好”，再问：“何处人？”正答：“漷县”，帝大喜说：“是我北方人，何年进士？”岳正答：“正统十三年。”英宗更加高兴：“是朕所取，朕今用你为内阁，为朕办事，许彬老矣，不足恃也。”岳正叩谢而出。

事也凑巧，出左顺门正碰上石亨、张軏，见到岳正，二人一脸愕然，问岳正何以至此，岳正含糊其词应付过去。二人急忙来见英宗，皇帝高兴地对二人说：我今天亲自选了个阁老。二人知是岳正，心中不爽，又不好明言，当皇帝要求提升岳正为吏部侍郎、翰林学士时二人连忙阻拦说：“陛下既然得人，何不先看看他是否称职，再给他升官也不迟。”英宗不得已，命岳正以原官入阁。

岳正生性豪迈，耿直敢言，皇帝面前慷慨陈奏，以至唾液溅到御衣上都未发觉。有人劝他“信而后谏”，岳正不听：“皇上对我如此厚爱，我最怕的是无以报答。”岳正身上有封建知识分子的通病，为文行为官不行，不愔为官之道，不懂官场利害。以他刚入阁的身份，修撰的官职想搬倒石亨、曹吉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他倒是敢作，难怪皇帝后来说他：“岳正到好，只是大胆。”没搬倒石、曹二人，反被二人算计。实事求是说，岳正以词臣身份入阁，不了解天下、朝廷运作之事，也没有能力在那种情况下辅佐皇帝。入阁二十八天后被贬钦州同知。

被贬赴钦州途中，岳正顺便回家探望老母，被人举报在贬降外任途中私自耽搁回家，以前还有侵占公主田地的事，因此被捕入狱，杖一百流放肃州，行至涿州，因双手拷得太紧差点身亡，幸得涿州人名赵四的人相救，他才得以顺利到达肃州。石、曹二人被杀后，英宗对李贤说：“岳正固尝言之。”李贤乘机说：“岳正有老母，得放归田里，幸甚。”于是，岳正得以归家。宪宗继位，恢复岳正内侍书之职，参与编修《英宗实录》。岳正还朝，不改高傲耿直本性，抱着朝廷大用的想法，但李贤却只想给他一个南京国子祭酒的差事，这令岳正心中不满，同时有人陷害他，破坏他和李贤的关系，李贤一怒，祭酒都没让他做，直接拟票，外放兴化知府，不过也算是升官。这是成化元年（1465）四月的事。

在知府任上因兴修水利得罪当地乡绅士大夫，群起而攻之，岳正见此，必灰意懒，方知仕途之险，于成化五年（1469）绝意致仕，回归漷县乡里，三年后于成化八年（1472）病逝，年五十五岁。无子，但其两个女婿了得，一个是大学士李东阳，一个是御史李经。至嘉靖时追赠岳正太常卿，追谥文肃。

岳正一生以清高自许，俯视当世，诗、书、画无一不精。诗高简峻拔，直追古人，书则字法精邃，尤以大书雄伟，另外，雕绘镌刻，亦为一时之瑧妙，所画葡萄当世称绝品。著有《类博稿》十卷。

《明史》有传，漷县城内为其建有“翰林坊”。录诗三首：

小屋：

小屋刚容我， 闲居怕见人。

蹉跎过半世， 疏散又三春。

性懒将成瘾， 心安不觉贫。

广堂虽可爱， 难得保天真。

致仕后戏作：

五十归来谢世纷，百年劳逸喜平分。

不应更受先生号，去与青山管白云。

燕台怀古

督亢陂荒蔓草生，广阳宫废故城平。

秋风易水人何在，午夜芦沟月自明。

召伯封疆经几换，荆卿事业尚虚名。

黄金不置高台上，似怪年来士价轻。

李太后

明万历皇帝生母，孝定贞纯钦仁端肃弼天祚圣皇后，李氏，据说名兮芷（1545至1614），明顺天府漷县永乐店村人氏。其父李伟，远祖由山西翼城县迁居顺天府漷县，李伟的先世也有可能从翼城营二次迁居永乐店，关于她的身世在永乐店地区有不少传说，而且版本不同。

李伟本人是个泥瓦匠，出身不高，家住永乐店村北，常往来京城靠手艺谋生，时值残元数次入长城骚扰京畿，所过之处屠杀殆尽，李伟携家避难京城，为减少生活负担将此女送与通州城香儿胡同陈家，侍候陈家小姐，而这位小姐便是后来的穆宗皇后陈氏。两人年龄不相上下，亲如姐妹，随陈氏嫁明裕王朱载垕，时年十五岁。

陈氏无出，李氏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生下万历皇帝朱翊钧。朱载垕继位是为穆宗，年号隆庆（1573），同年三月封李氏为贵妃。穆宗在位五年即逝，朱翊钧继位称万历皇帝，时年九岁。万历为生母上尊号为慈圣皇太后，尊嫡母陈氏为仁圣皇太后，两宫并尊，陈氏居慈庆宫，李氏居慈宁宫。按当时礼制，嗣皇帝生母称皇太后则嫡母上徽号，以示区别，当时冯保为讨好李太后，讽张居正为李太后上徽号，两宫并尊，并请李太后居乾清宫以便随时教导皇帝。

万历六年（1578），神宗大婚，李太后返回慈宁宫，临行对张居正言：“我不能再早晚照护皇上了，先生亲受先帝之托，望每天早晚都能对皇上有所教诲，不负先帝对你的信赖。”三月加上尊号“宣文”，万历十年（1582）加尊号“明肃”，万历十二年（1584），两宫皇太后一起拜谒天寿山皇陵。二十九年（1614）再上尊号“贞寿端献”，三十四年（1606）加上尊号“恭熹”。万历四十二年（1614）二月去世，享年七十岁，上谥号为“孝定贞纯钦仁端肃弼天祚圣皇后。”合葬昭陵，奉祀崇先殿。李太后生神宗皇帝、潞简王朱翊镠、寿阳公主朱尧娥、永宁公主朱尧媖、瑞安公主朱尧媛。

明代历史中的后妃，孝定李太后的作用被低估，有明一代，她是惟一算得上政治家的后妃，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试举几件事探讨：

万历皇帝九岁继位登基，当时主少国疑，内外不安，有明一代，这是第二次出现这种情况，第一次是明英宗朱祁镇，他八岁登基，当时由“三杨”辅政，算是顺利渡过了皇帝年少时期，但朱祁镇还是给大明惹出了大麻烦，在他亲政不久，二十二岁时盲目亲征“瓦剌”，以致发生“土木堡之变”，本人被俘，给明朝造成巨大损失。李太后深以为鉴，教子严明，亲身教导看护，但孤儿寡母，一时无所倚靠，李太后洞悉朝廷内外大局，毅然决定驱赶罢走首辅高拱。

当时形势，冯保为内廷司礼监秉笔太监，掌管内廷，权势很大，但此人也很听话。高拱为内阁首辅，三朝元老，门生故旧众多，此人不但性急而且说话毫无顾忌，很不好说话儿，与冯保闹得水火难容，高拱想将冯保秉笔书旨的权力收归内阁，冯保死活不干。如果这两个人内外辅佐皇帝，肯定没什么好结果，李太后果断挤走高拱，让张居正为首辅与冯保搭了个班子，这样内外相安无事，皇帝母子也得安全，至少不会左右为难，同时也为万历新政打下基础，万历前十年算是明朝最好的十年。这是李太后对朝廷政局的很好把握。

朝局平隐后，积极支持张居正的改革，对张居正不仅信认而且恩宠有加，为张居正的新政保驾护航，使“一条鞭”法得以施行。这说明，李太后深知大明积弊，改革是必须的，而信用张居正也体现了她用人不疑的政治头脑。

站在封建立场上，坚决维护封建制度赖以生存的宗法制度，从而得到了好评，万历皇帝不愿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想立朱常洵，朝臣有人为此事被流放。时间长了，一次太后问万历皇帝怎么回事，万历回答说：“他是都人（宫女）所生”。太后厉声道：“你也是都人所生”！万历吓得立马跪倒请罪，不敢起来。但朱常洵生母郑贵妃想多留儿子一年，不肯立即就藩，说是明年给太后做完寿再走。太后对万历和郑贵妃说：“我二儿子潞王在河南卫辉就藩，是不是我也把他召回北京给我过生日”？事已至此，郑贵妃无奈，只好让朱常洵到洛阳就藩，明光宗得以立为太子。

对自己娘家人，包括父兄在内严加督责，因军衣质量问题，万历棘手难办，太后招来父兄，升帐挂帷，隔帘严厉训斥，督责改悔，丝毫不留情面。这给子孙们留下一个先例，任何人尤其外戚不得知法犯法。

万历大婚后亲政，李太后果断退出乾清宫，并从此不再干预皇帝的一切事务，包括皇帝是勤政还是懒政，一切不问。万历和张居正算旧帐，抄没其全家，差一点开棺鞭尸，李太后也没为张居正说一句话，可能在她看来，张居正已经没用何况已死，没必要因为张居正而让自己儿子不痛快，这便是政治家的一种心态吧。

孝定后信佛，在京城内外大把捐钱建庙，而且不听劝谏，张居正几次劝阻都被无视，所以又有莲花菩萨之称，永乐店有莲花菩萨庙。

《明史》有传，永乐店有李氏墓冢，漷县城内有为其父李伟所建“世允流光坊”。

人人文学

八，西汉泉州县的最早位置

泉与州二字都是名词，泉指泉水、泉眼，从白从水，特指地下水，色白而清。州指散落的居民点，从水从川，代指水边一垄一排的垅岗与零星高地，两字的字意概括了一片区域内的地理地貌。从字面理解，这是个泉眼众多、泉水长流，高岗零散的地方，郦道元《水经注》所谓：“历泉八十里，取泉流即清之意”。泉与州这两个字来源甚早，甲骨文中常见，文字历史上，这两个字的字意几千年没有大变化，只是州字后演变为行政区划，较原意有所扩大，夏、商时，州可能是黄河边上的一个地名，说明白点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居民点。

古泉州地名的出现，见于记载的是《史记》、《汉书》等史书，均与煮盐有关，实物是传世战国“燕王职戈”，此戈最早出土地不明，但应在古燕国境内，戈正面刻铭文：“郾王职乍（作）御司马”，背面刻“泉州都“某”字样，“某”为无法辩认字，模糊不清，所以“都”后面是什么字不得而知。战国时燕国的行政组织与内地同为郡县制，郡设守、县设令长，但在地方上另设有司徒、司工（司空）、司马、丞等官职，而其机构则称为“都”，似应较郡县有本质区别，功能肯定不同。现存所见不少这种带“都”字的官印，出土、传世都有，印文很规范，“都”的前面是地名，后面是官名，比如：平阴都司徒、文安都司徒、泃城都司徒、方城都司徒；恭阴都左司马、庚都右司马；平阴都司工、蓟都司工；徒口都丞等。

燕王职既是燕昭王，职是他的名字，就是建黄金台的那个人。此戈至少可以说明燕昭王之前“泉州都”就已经存在，兵器铭文中无法辩识的字，应是丞字，既全句为“泉州都丞”。有人解释“都”相当于行政县，不十分确切，很可能只是其官位及身份待遇与县令相同，但所管理的怕不是民政，而是特殊行业或说特殊专业，如上所举，平阴都既有司徒又有司工，一地同设两职，说明司徒专司税务，司工专管制造，而司马则管理地方军队、马匹。燕国的“都丞”官很难理解其原意，因为不只县级行政单位设有丞这个职位，其它单位也有。从其有“都”字专印的角度看，应不是司徒、司工官的下属。就铭文的“御司马”看，泉州都丞应是管理武器武库的官，所谓御司马就是文献中的舆司马，《周礼。夏官》中有此官职：“舆司马，上士八人”，这是负责管理武器武库的官职。这是否侧面说明，最早的泉州不但是煮盐基地，还有可能是冶炼铸造基地，或者是燕国武库之一，至少应存在一种可能。目前因材料太少，无法确证，写此聊备一说。

西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始置泉州县，这比路县的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晚了不少，晚于路县的原因，可能当时这一带人口并不多，曾经一度萧条，地理上也没有路县重要，而更主要原因可能是当时泉州东部尚在水中，周围陆地面积并不大。设县之前这一大片区域属路县还是属安次县无考，安次始设于公元前206年，比路县略早，但是安次在宋代之前与泉州、路县、雍奴始终不属一个郡，设泉州县之前似乎这一带绝大部份当属路县，南部与东南部属安次。

泉州之称由来已久，而泉州县则由春秋、战国以至秦时燕地的泉州聚或泉州都升格而来，最初的县址理应选在高耸宽敞之地的泉州聚，也就是人口汇聚的地方，而且是一块不会受到海浸的高地，这是县级建置的前提，也是常识。要弄清楚最初的县址，第一个问题是搞清楚燕国泉州聚的最早所在。先看看当时渤海湾的情况，春秋以前，泉州聚时代，黄河由天津入海，今南运河以北到武清一带是黄河巨大的河海滩涂，当时的天津市区还在浅海之下，基本没有露出水面，兼以南有卫河等水，北有永定河、古白河、滦河等水系同样流入这片滩涂，今天津武清区及西青区大多数地域处在海中或滩涂之中，很明显，没有适合泉州这两个字的地理条件，就是说最初的泉州聚不应在今武清区城上村一带。

那么，春秋之前的泉州势必要到地势更高的西部去寻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见到过一册《天津文史》，其中有一篇文章谈到最早的泉州县址在通州区德仁务村，当时不以为意，如今年份太长，已经记不起具体内容了。在笔者看来，此言不虚，春秋时的泉州聚不可能远到今杨村西南的城上村，因为当时的城上村还在海边滩涂之中，也与郦道元所记：“历泉八十里”不符，城上村向东不用八十里就是海底了，事实是城上村遗址为泉州县后迁之址，后迁时间应在雍奴迁县前后，因为雍奴县第一个县址使用时间很短，便从原址迁到宝坻崔黄口大空城，今名大宫城。

最初的泉州县面积实在太大，北至凉水河与潞县接壤。西到今北京大兴区采育镇至安次县东部、北部。南至南运河。东到海。东北到今天津宝坻、宁河。今三河县南部，香河县，古漷阴县都在泉州县境内。因地域过大，西汉中期，在泉州县以东另设雍奴县，最初县址在杨村西北土门村，与泉州县分治古雍奴薮东西部，雍奴县管理原泉州县东部和东北部。但此址时间很短，随着西汉政权加大对幽州东北部的经营，雍奴以东的地位逐步上升，尤以今天津市以北地区为最，雍奴县辖区向东北方向延伸，便将雍奴县移往宝坻、宁河近便之地。德仁务在位置上明显不适合继续做为泉州县城，因为管理上已经很不方便，主要是距离南运河一带太远，所以将泉州县由德仁务迁出，而城上村恰好在泉州县域居中的位置，从这里到南运河以南与到凉水河以南，距离基本相当，大概呈西北、东南长条形状。

雍奴县东迁与泉州县东迁应是同一时期，先迁雍奴后迁泉州，新址建成之前各在原地办公，雍奴县东迁到宝坻大空城后，在西汉元帝时被海水倒灌也就是遭遇海浸，被彻底催毁，不得不迁回地势较高的原址附近，也就是今天的旧县村一带，后世又多次迁徙，但无论怎么迁都与泉州县城的城上村过近，最后以至于迁无可迁，于北魏时合并泉州与雍奴二县为一县，称雍奴，唐玄宗时改称武清县。

乾隆七年《武清县志》载：“武清之为邑也，秦以前未识何名，稽诸史册，盖汉泉州、雍奴二县地也”。这里的雍奴县初置在今杨村西北土门村，后迁宝坻南部，海浸后移置土门村西北旧县村。从地理上讲，如最初的泉州县设在今城上村，则两县距离实在是太近，这是不可能的事，惟一解释是泉州县东迁之前雍奴县已经东迁至今宝坻崔黄口，时间上几乎同时，历史上此县迁徙无常。汉制编县，如西周封国，中原内地大体五十里一县，具体大小据山川形势走向决定，边县面积无常，半径大到百里或更大。泉州、雍奴皆属边县，面向大海，面向东北部，以大为要，无论如何不能如土门村至城上村这样近，这些都说明，雍奴建县时的最初位置就是北土门村而不是宝坻南部崔黄口的大空城，当时的泉州县则仍在德仁务村，至雍奴东迁后，泉州县才彻底迁至城上村附近，原雍奴部分地域归还泉州县建置。

郦道元《水经注》这样记载雍奴薮：“南极滹沱，西至泉州、雍奴，东极于海，谓之雍奴薮，其泽野有九十九淀”。从他的记载中可知，北魏时的雍奴薮还很广大，而且他到雍奴薮时两县还未合并为雍奴一县。当时的雍奴薮西到古泉州德仁务而非城上村，如仅只到杨村左近则面积过小。北魏时的泉州县城早已不在德仁务，但因泉州县旧址的原因漷县及德仁务地区仍属泉州县行政管辖之内，郦道元所记也就自然包括古泉州聚的西汉旧县一带。宋、辽、金、元、明史书所记漷县均为：“古泉州地”。可见最初的泉州当距漷县不远，至少不会远到近百公里的杨村西南，如果泉州初址就在城上村一带，那么漷县地区不会归属泉州而应归属路县或是安次县。

综上，春秋以前今武清天津一带尚在海底、海边或黄河入海口，不适合人类规模性居住，无法形成聚邑，更无法煮盐，尤其雨季，一派水乡泽国，河海一色，多半年河水泽水不退，燕国不会把煮盐据点放在这样的地方。事实上，春秋以前，海水在涨潮时是可以抵达德仁务以东地区的，正因为德仁务处在雍奴薮边缘地区，距离燕国都城较近，地势高于其它地方，且有泉水可用，才有可能在这里煮盐，而且其煮盐地点也不可能在德仁务一地。随着海水后退，陆地露出水面，下游人口渐多，德仁务地区位置就有些偏西，为方便新开发地区的管理，将泉州县址迁往下游高敞之地，而原址仍由泉州县管辖，这是漷县地区历史上隶属泉州的原因所在。

两千多年时间，德仁务附近的地貌已经无法还原，目前最原始的遗迹也只有晾鹰旧台，由于历代居民用土，现所剩面积已经不大。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曾两上此台，当时面积还较大一些，从南坡向上走，脚下遍是残砖碎瓦，但没看到完整砖块，有少量属于战国时期的薄瓦片，比汉代瓦轻而薄。残砖中以东汉的居多，其次是西汉，两汉之砖区别明显，东汉砖较薄有绳纹，没有西汉砖厚重，但东汉砖瓦用土细一些，西汉的就显得粗糙，火侯也差。

在台上遍找带有图案或文字的砖瓦残片，不得。下坡时偶然踢起一小块瓦片，有些特殊，看得出年份，浅灰色，约有五厘米左右，很小一块残瓦，看上去应是战国之物，无论如何不晚于西汉，残瓦的背面，就是太阳晒不到的那一面，有古水字下半部的一半左右，能看出是三条呈波浪形弯曲的竖纹，不是烧制变型所致，而是人工为之，尽管字写得不太好，但基本可以判定此瓦上原有个泉字。此瓦片来源无非两种可能，一是此瓦属于台上的原有建筑，二是此瓦从其它地方不知什么原因来到这个高台，属于二次利用，因若干年雨水冲刷而露出地面。

晾鹰台东面不远，东汉三大冢，呈大三角形分布，占地面积很大，现在的墓门与地面持平，设想当初建墓时第一肯定不会在水下，第二也不会平地建墓然后堆土，即使后加土方增加高度也必建在地下而后填土，由此推断，三冢周边一、二公里内应是一座很大的土山或沙山，其最高处当不低于百米，只有这样的规模才有可能建造三个巨大砖墓，这侧面说明早在春秋以前周边就是块水中高地。由此向西是晾鹰台，三冢西北是高岗，明朝时尚在，由此向东、向南肯定也有高岗存在，只是没有三冢左右高峻，说明附近海拔普遍高于四周，是块远古以来的高地，这块高地的地形不规则，面积约东西三千米，东南、西北二千五百米，这个面积足以容纳西汉时一个边地县城。

古泉州聚、燕国泉州都、西汉的泉州县址就在这个范围之内，笔者武断，当在三冢西北，晾鹰台东北稍近的某个地方，但这一带早已经是农田村舍，没有高岗不说，完全是一马平川了。推测这块高地很早就有人聚居，是方圆百十里内最大居民点。这里最早居民的民族属性不得而知，但战国以前肯定不是中原人，至于在此煮盐的是什么人也只能推测，有可能的是，劳作的人是北方民族或是俘虏的奴隶，管理者是燕国贵族或是官员，而晾鹰台很可能是贮存成品盐或是武器的地方。

目前找不到遗址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可能，一是从泉州聚到泉州县的漫长时间里，一直没有建城，实际上建城也不适合煮盐，因此无从发现城址。二是城址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中被洪水无数次冲刷，早已经七零八落地卷入下游泥沙之中，连海拔高度也已经下降许多，就是说没有了当初的高地，所以不可能依然存在。三是古城址至今还在某个地方沉睡，迟迟不愿与今人相见，这就要看发现的机会了。

关于泉州仍有太多未知，期待有力方家确证，更期待某一天的考古发现。

林林总总地就写到这里，不完全不细致，很多事一带而过，还有许多方面并未触及，如：延芳淀的考古发现，这里的商业、交通、漕运、儒学、方士、文学艺术、音乐、民俗、畜牧业、手工业、婚姻、祭祀等等，不一而足，容待它日后续。

2020年8月7日于运河西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