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恭忠，1974年生，1996、1999、2002年分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分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前 言
一座建筑，往往通过有形的形态、构造和装饰，来表达建造者的主观意念，甚至特定时代的风尚和思潮，从而体现出某种或隐或显的建筑精神。中山陵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纪念性建筑群，其建筑精神的设定和表达，包含着对孙中山的思想、事迹及其历史地位的理解和诠释，集中体现了国民党人借助墓葬这一途径，来营造「孙中山」这一新的时代符号、增进民族和国家认同的用意。学术界以往对中山陵的研究，多从建筑本身着眼，关注布局、形制、建筑美学等方面的内容；1 而对于建筑形式背后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内涵，却少有深入的研究，2 以至于到现在为止，这方面的主流观点依然不脱国民党人当年的宣传话语，即认为中山陵的寓意在于「警钟长鸣」、「唤起民众」。本文依据相关档案、文献和实地考察心得，3 从建筑与政治的关系入手，努力挖掘中山陵设计意图、建筑形式背后的政治内涵，并结合行为、仪式方面的研究，试图从另一个侧面，对中山陵的建筑精神作出新的探讨。
一、选址南京的政治内涵
中山陵选址南京，而不是广东或别的地方，这一选择包含了丰富的信息，与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政治进程紧密相连。
这个选择是孙中山本人做出的，并且由来已久。1912年3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与胡汉民前往紫金山打猎，途中有感于自然形胜，曾提及死后愿意安葬于此。4 当然，这还只是一时的戏言。不管怎样，孙中山确实在1912年流露过归葬钟山这个念头。1925年3月11日，也就是临终前一天，孙中山明确对汪精卫提出，「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 5 这次谈话，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最后选择。
孙中山最终葬于紫金山，与明孝陵这一含义丰富的文化遗存颇有渊源。孙中山与朱元璋这两个人物，客观上有一定相似之处，即推翻少数民族统治，光复汉族政权。而且，包括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在内，当时的人主观上也有将孙、朱比而论之的意思。清帝刚刚退位，孙中山就亲率各部将校和数万军士，赴明孝陵举行盛大典礼，声称清廷的覆亡，「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牍启后人，成兹鸿业」，「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因而要来恭谒陵墓，「告无罪于我高皇帝」，当面称颂其「驱除光复」之伟勋。6 但孙中山毕竟身处与朱元璋不同的时代，因而有着与后者不同的理念和追求。正如吴稚晖在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迁宁成立典礼上指出的，朱元璋只知民族主义，孙中山则在民族主义之外，兼图发展民权、民生两主义。7 因此，后来中山陵选址时，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以下简称葬事筹备处8）各位成员，包括孙科、宋庆龄，都强调墓址地点应高于明孝陵，并且「不可使人在更高处建墓」。9 结果，建成后的中山陵，墓室高度超过南京历代所有陵墓，比明孝陵还高90多米。10 确定中山陵碑石的大小时，也度量过明孝陵神功圣德碑，11 因而建成以后的碑石也高于前者。这一切都表明，南京中山陵的建造，与明孝陵所凝聚的历史文化内涵之间，确实有着一定的关联，表达了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继承和超越传统民族主义思想、建构新式国家形态的抱负。
另一方面，孙中山这一选择，也表明他非常看重「南京」这一空间符号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象征意义，并且试图通过葬身南京，为身后的国民党和全体国民留下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的记忆焦点。对于孙中山而言，辛亥革命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既是毕生事业的巅峰，也是一生最大的遗憾。而南京则是所有这一切的见证。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始终以护卫民国为己任，努力督率同人，将中国造就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国家。可惜直到他逝世为止，这一理想仍未实现。南京这座城市，他也没有再踏进一步，而永远留在了记忆之中。因此，南京是孙中山生命记忆的凝结、人生意义的象征和未竟期望的寄托；选择葬身南京，等于给后来者留下一个强烈的信号，与他那句著名的政治遗嘱一道，时时提醒他们继续努力，以完成自己生前未竟之功。
对此，孙中山的后继者显然心神领会。国民党人把孙中山的墓址选择，当作新式中央权威的象征，并积极将「南京」这座城市建成为新的政治中心。1927年初，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随着国民革命迅速挺进到长江下游地区，从1927年4月初起，国民党人即反复鼓吹「南京是总理指定的首都」、总理曾指定南京为「永久国都」。12 国民党上海兵工厂政治部的通电指出：「辛亥革命，总理曾定为首都矣。总理逝世，复遗嘱指为基地矣。建都于此，既可占形势之便，亦足增警惕之思，诚莫善于此者。」13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迁宁典礼，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发表演说，重申建都南京是孙中山的主张，「生前早有表示，观其生前不遂死后欲葬于宁即可见一斑。」14 一年以后，北伐军占领京津地区，社会上纷纷传言国民政府将迁都北京，国民党控制的舆论于是又反复宣传「南京乃总理指定之首都，无可变更」；蒋介石也在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上说，国都问题没有必要讨论。1928年6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议决，将北京改名为北平，15 社会上的传言遂逐渐平息。
可见，在墓地选址南京这一点上，孙中山自己和国民党人都赋予了丰富的政治内涵，即纪念与象征，由此奠定了中山陵建筑精神的基调。
二、建筑精神的构想
中山陵的建筑精神，无论是初始设计，还是实际建筑效果，主要呈现为「开放的纪念性」。这一精神的设定，并非出于国民党人单方面的努力，而是在其主导下，多个方面共同作用、相互迭加的结果。
1、国民党人
1925年3月20日，陈去病、唐昌治、戴季陶等人致函《广州民国日报》，历数钟山及明孝陵之沿革，认为「总理委灵如此……足以慰在天之灵，而来万姓之答礼」。他们提出了墓地布置的四条指导思想：「一、偏于平民思想之形式者；二、有伟大之表现者；三、能永久保存者；四、能使游览人了然先生之伟绩者。」并且提出了具体的墓地规划：「墓前筑石阶为广大之灵台」，「其中央立碑，以四方形，篆刻总理之遗嘱教训，及一生之事绩。顶端安置先生全身铜像。最前辟为广场，中置喷水池，左立音乐亭，右为纪念堂。广场之南，建屋五楹，环植松柏石楠之属，并凿池迭石，养鹤栽花，以为游人休憩之所。」16 这些设想体现了中西合璧的倾向，既要突出鲜明的纪念性，全面彰显孙中山的「国父」、「革命之父」的形象；又要兼具游览功能，便于游人参观、休憩，富有现代公园气息，以表达出时代新气象。
1925年5月，葬事筹备处在《申报》、《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等处刊登启事和征求条例，面向国内外公开悬奖征求孙中山陵墓图案。关于陵墓功能和建筑风格，征求条例中的要求与陈去病等人的建议大体一致，可以归纳如下：一是体现「特殊与纪念之性质」，也即具有鲜明的纪念性。二是便于参观和举行纪念活动，墓地应建于交通便利的地方，应设计登临石阶和墓道大路以利交通，祭堂前必须有「可立五万人之空地」以举行祭礼，墓门必须能够灵活开关以便谒陵者入内瞻仰。三是揉合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与现代建筑技术。祭堂图案「须采用中国古式（Chinese Classic）」，「或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亦可」，但「一切建筑均用坚固石料与钢筋三合土，不可用砖木之类」，以便保存永久；墓室建筑「在中国古式虽无前例，惟苟采用西式，不可与祭堂建筑太相悬殊」。四是简朴庄严，墓式不要过于奢侈华贵。17
这样，国民党人已经清楚地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山陵建筑精神的构想，那就是「开放的纪念性」，以使墓地建筑能够表达出「孙中山」这一符号的独特内涵。这一立意，既承续中国古代纪念建筑的传统，其中对于「平民精神」的强调，又与传统陵墓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古代的帝王陵墓，一般锁闭于高墙密林之中，严格限制民众接近，只对皇家开放，因而其纪念功能是内闭的、独占性的。但孙中山的墓地，却要设计成一个开放的纪念空间。显然，国民党人非常清楚，中山陵的纪念性不应专属于哪个家族、宗派或小区，而应是开放的、属于全体国民的。也就是说，孙中山的陵墓建筑，不仅将要凝聚关于孙中山本人的历史，也将负载整个国家的记忆和认同，从而作为一个巨型的时代符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的「中国」的象征。
2、设计者和评判专家
国民党人要求中山陵必须采用「中国古式」，或者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但究竟甚么才是「中国古式」、「中国精神」，陵墓图案征求条例中并未作出明确界定。一方面，这是由于葬事筹备处诸人并非建筑专家，无法就此问题作出明确界定；另一方面，国民党人也认识到，孙中山的陵墓「不特为民族史上之伟大永久纪念，即在中国之文化与美术上亦有其不朽之价值」，因而有必要「合海内外美术专家之心思才力以计划此空前之建筑」。18 也就是说，国民党人无力、也无意垄断所有的阐释权力，而是为别的社会力量（比如作为专家的建筑师、工程师、美术家）留下了一定的阐释空间，并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合作。
各位应征者出于不同理解，提交了各具特色的图案。外国建筑师提交的「Liberty」和「天下大同」图案纯粹为中国式样。特别是「天下大同」图案，基本上仿照中国传统陵墓的布局、形态，甚至用料、色彩上也颇为相似，以致凌鸿勋批评它「太像古代陵寝」。19 中国建筑师吕彦直、范文照、赵深提供的图案，则体现了中西结合风格。
在这个问题上，各位评判专家的观点基本一致，都强调「融合中西」这一核心要点，并以此作为评定各项图案的重要依据。王一亭认为，纯粹的中国古式，与孙中山融合中西的精神不合。朴士认为，「故大总统孙公常融合中西文化为心，鄙意此种精诚之表现，似应为陵墓建筑之特殊性质。」 20 凌鸿勋则从孙中山的历史地位着眼，更深刻地阐释了中山陵的意义及其应有的风格。他指出，征求条例中规定的"Chinese Classic"一语，因中国向无建筑专史，"Classic"一字，本来无所专指。中国历史悠久，古代建筑非常发达，所谓"Classic Architecture"，断非天坛、皇宫之类建筑所能包括。他认为，「孙先生之陵墓，系吾中华民族文化之表现，世界观瞻所系，将来垂之永久，为远代文化史上一大建筑」，因此，「应采取国粹之美术，施以最新建筑之原理，巩固宏壮，兼而有之」，才能「表现孙先生笃实纯粹深厚之国性」，「发扬吾民族之精神」，在东方建筑史上留下一个纪念。21
凌鸿勋提倡国粹之美术，并且强调它不仅限于天坛、皇宫之类建筑，是有针对性的。1860年代以来，中国的建筑学界主要是外国人的天下，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以致有研究者称这一时期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洋风」时期。22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美国建筑师墨菲为代表，西方建筑师开始把中国传统官式建筑形式运用于新的公共建筑，并标榜为「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23 但他们眼中的中国传统风格，主要限于明清时期，明代以前的建筑传统，还未引起重视。因而，对于中国建筑传统的探讨和总结，还有待于中国人的进一步努力。凌鸿勋之深意盖在于此。
根据评判专家的意见，吕彦直的图案被评为第一名。他的设计「前面作廊庑……堂顶复檐，上层用飞昂博凤之制……」祭堂内顶为穹窿式，用砌磁「作青天白日之饰」，地面铺红色炼砖，「以符满地红之征象。」祭堂四壁贴大理石板，「上刻中山先生遗嘱及建国大纲等文」。墓室外部只露穹窿式圆顶，内顶亦饰以青天白日之砌磁。建筑用料主要为石料与钢筋混凝土，门窗屋瓦用铜，「此外如通风防湿等制，亦皆依科学的方法而设施之。」这一设计被称赞为「合于中国观念」、「全体结构简朴浑厚」，「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最适合于陵墓之性质及地势之情形」，24 因而顺利获得首奖，并被葬事筹备处选用。
建筑界，尤其是中国建筑工程专家这些相对自主的意见，对国民党人的意见形成了补充。特别是「融合中西」的风格、关于青天白日的装饰，以及石刻文字纪念这几点建议，都非常切合孙中山陵墓的特色。由此，在国民党人的主导、建筑界专业人士的参与下，党派的政治追求和行业的专业意见得以沟通，并达成了「协作」。中山陵「开放的纪念性」这一精神，由此得到了更完整、更准确的设定。一方面，中山陵必须凸显一种纪念性，即安葬和祭吊逝者、彰显逝者的历史地位、播扬逝者的不朽精神。另一方面，这种纪念性又是开放的。一是与中国传统陵墓相比，中山陵更具平民气质，其纪念功能面向更加广泛的纪念者；二是中山陵的建筑风格体现了中西结合的特征，传达了中华文明的时代出新这一主题。概括起来，就是领袖气魄、平民气质、中国气派、现代气息的统一。
三、空间、装饰与建筑效果
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从图纸上看「略呈一大钟形」。25 评判顾问凌鸿勋指出，这一图案「有木铎警世之想」。 当时，国民党人正努力将「总理精神」贯注于陵墓建筑，因而极力推崇这一点，称赞它「寓意深远」，26「颇足表现总理伟大精诚之人格」。27 后来研究者也附从此说，称这种空间布局「象征着孙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于唤醒民众，反抗压迫，为拯救国家、民族奋斗不息的伟大精神」。28 多年以后，这一点现已为学术界、中山陵园管理部门、传媒和普通大众广泛接受。
但实际建成的中山陵，对于谒陵者来说，空间布局上最强烈的感触，并非「木铎警世」这一寓意，而是陵墓的开放特征。
空间布局上的开放特征，源于陵墓的初始修筑意图。国民党人在征求陵墓图案时明确要求，祭堂应建在地势较高之处；并特别强调，祭堂前面应有一块可容五万人的空地，以保证陵墓空间疏朗开阔，使相关的纪念活动更加便利。吕彦直设计图案时参照了这一要求，陵墓起点与终点之间保持大约七十米的相对高度，依山势构成一个开阔的斜面。陵墓各项建筑，即从南到北、由低到高次第排列在这一斜面内，随地势拉开了相对高度，并且贯串在一条中轴在线。
建成后的陵墓结构简洁，分工明确的寥寥数笔，就勾画出了中山陵的基本轮廓。牌坊作指示，墓道为引导；围墙及与其相连的陵门圈定陵院空间；体现纪念功能的陵墓主建筑──碑亭、祭堂与墓室，则分别占据陵院高低两端，而以石级石阶连接起来。由此，整个中山陵显得开阔、明朗而宏壮，仿佛一个安坐的巨人，正敞开胸怀欢迎谒陵者的到来。特别是在陵墓刚建成不久时，墓道、石级石阶两旁种植的树木还未成林，这种开阔感更加显著（见图1）。
这种结构和布局，与中国传统陵墓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山陵往西翻过两个小山头，就是朱元璋的孝陵。明孝陵的整体布局呈「北斗七星」状，进入陵区正门后，神道从神功圣德碑（今名四方城）开始西折，经过两座擎天柱后折向北，至棂星门复折向东北，兜了大半个圈子之后，再经过御河桥，往北直行，才见陵院正门。一步一步进去，才能次第看见碑亭、御厨、宰牲亭、稷恩门、焚帛炉、左右庑、具服殿、享殿。又入内红门、过升仙桥，才见方城、明楼和宝城。29 明十三陵、清东西陵，陵院内的空间布局都与明孝陵类似。30 这种空间布局，与帝制时代的宫殿建筑有共通之处，即以门、墙、桥、屋宇等建筑反复组合，把平面空间步步分割，使最核心的建筑（墓室）居于幽秘之处，从而显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深邃、神秘气氛。这与中山陵的空间布局刚好相反。
无独有偶，与中山陵基本同时建造的廖仲恺墓，以及30年代初建造的谭延闿墓，在空间布局上也体现了开放性特征。这两座墓也在紫金山南麓，分别位于中山陵东西两翼。廖仲恺墓建在一座低缓的小丘南坡，主体结构也像中山陵那样，从南向北、由低到高依次排开，并且贯串在一条中轴在线，谒陵者进入陵门，抬头便可看见正北边的半圆形墓穴。谭延闿墓因为地势的缘故，各部分未能集中在一条中轴在线，但却巧妙地利用了地形，使整座墓园成了一个曲径通幽的公园，更加具有亲和力。可见，国民党人并不想继续传统陵墓那种幽秘、封闭的风格，而希望它体现「平民精神」，更容易让普通人接近。
空间布局上的开放性，还表现在墓室构造上。明清时期的陵墓，墓室结构非常讲究规制，一般模仿皇宫的布局，31 丧者入葬后便封死，上面夯土植树，形成圆丘状小山，内部具体结构不复为人所见。中山陵的墓室，不仅外顶裸露于地面之上，而且室内也是开放的。室中央为圆形石塘，围以白色大理石栏杆，石塘中央即为墓穴所在方位。孙中山正式入葬之后，墓穴用钢筋混凝土封死，不为谒陵者所见；其上方塑一座石棺，棺面塑白色大理石的孙中山卧像，以为谒陵者瞻拜。这种结构，既庄重、典雅，体现了安葬死者的本义，又不失亲切，容易唤起谒陵者的亲和感，仿佛真实的孙中山就在眼前，劳累之后正在熟睡。
另一方面，陵墓的材质和装饰，呈现了不同于古代陵墓的艺术风格，表达了对中国传统的推陈出新，以独特的方式强调了陵墓的纪念性──即对孙中山及其主义的追念和尊崇。
按照国民党人「为永久计」的要求，中山陵墓室、祭堂、平台、台阶、碑亭、陵门、牌坊，主要使用石头和钢筋混凝土。所有门窗均用铜制。这样，整座陵墓简朴牢固，浑厚天然，足资垂以久远。各部分建筑的装饰图案和色彩也显得简单朴素。祭堂、碑亭、陵门、牌坊的雕饰线条简洁，并且都未着色，处处流露朴实庄重之感，顶部不用传统的黄色琉璃瓦，而用蓝色琉璃瓦覆盖。祭堂和墓室内顶的两处天花板，当为整座陵墓中装饰最考究之处，都用青、白、红三色小快砌磁拼成国民党党徽形状，白日居中，青天环绕，外为红色底面，象征「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意。这种装饰方式，虽然不像中国传统陵墓那样雕梁画栋，光彩华丽，却新颖别致，自成风格，在简朴的手笔中透露出巍然气度。
中山陵的文字衬饰更见特色。中国传统陵墓建筑的装饰，多以图案、色彩和雕刻见长，除了有的神功圣德碑上的长篇碑文以外，一般较少衬饰性文字。中山陵则不然。牌坊、陵门和祭堂中门上方，分刻孙中山手书「博爱」、「天下为公」、「天地正气」十个镏金大字，朴实端正，在阳光下跃然入目。祭堂门楣分刻张静江篆书「民族」、「民权」、「民生」六字。祭堂内壁，分刻《建国大纲》全文、宋庆龄跋文、蒋介石和胡汉民书《总理校训》和《总理遗嘱》，以及谭延闿书《总理告诫党员演说词》。此外，墓室两道门楣，分刻孙中山手书「浩气长存」和张静江篆书「孙中山先生之墓」等字。32
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对文字、对先人遗训的虔敬传统。俗语「见字如见人」，即个人手墨可以作为书写者身份的代表；死者的遗墨则容易勾起后人的追怀和遐思。在敬宗法古的时代，先人遗言遗训更是得到尊重。执掌政权的皇族，先代皇帝在国体政纲方面的遗训，仿佛具有如同宪法般的权威。千百年来，这种传统已经积淀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虽入二十世纪仍未完全消失。中山陵这些衬饰文字，充分利用了这种文化心理，从形式和内容上突出了陵墓的纪念功能。尤其是孙中山的手书和著述，无不明确提示着墓主的身份地位和期望，昭示着后来者的责任和义务之所在。用国民党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遵从总理遗嘱，贯彻总理主张，……对内唤起中华民族的意识，挽救中华民族的堕落与危亡，尽力去建设三民主义的中国，……对外发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国得到自由平等，卓然独立于世界」。33
陵墓所有文字当中，碑文别具深意。关于碑铭传记，葬事筹备处曾于1925年底推举吴稚晖、汪精卫、胡汉民、张静江四人分头撰写，并推举谭延闿、于右任、张静江书写（三人分别擅楷书、草书和隶书，在民国时期享誉一时）。但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葬事筹备处的大部分成员，包括张静江、吴稚晖、林森、孙科、宋子文在内，都陷身于现实政治旋涡之中，既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为孙中山作出「盖棺定论」。于是，葬事筹备处最终决定，墓志铭、传、记文字全都不用，碑文正文只用「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十三个字，理由是「以总理之伟大，非墓志铭、传记文字所能包括一切，故以不用为宜。」 34
虽然只有短短十三个字，但却点出了整座陵墓独特的纪念涵义，尤其凸显了「党葬」的性质。按说民国以来，国葬已成为最高规格的葬礼。但国民党人显然认为，国葬的名义并不能显示孙中山的应有地位。原因在于，只要是中央政府，就有资格授予某人国葬荣典。段祺瑞掌握的北京临时执政府，就曾经为孙中山颁发国葬令。35 这种国葬对于别的人可能是荣誉，但对致力于「再造民国」的孙中山和国民党来说36，只是对手展示权威的文化工具。另一方面，国葬可以给予多人，例如伍廷芳、廖仲恺、谭延闿、林森，死后都获国葬荣典。 因此，国民党人不用国葬的名义，而用党葬的名义来埋葬孙中山。37 此前和此后，都没有其它人享用这一名义。这样，孙中山的独特地位，以及国民党与墓主的特殊关系，便得到了特别的强调。碑文中没有对墓主长篇大论的歌颂，反而给谒陵者留下了一定的自由阐释空间，起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四、行为、仪式与建筑精神的实现
对于纪念性建筑而言，建筑精神一方面需要通过其物质形态本身来表现，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人的行为，才能最终得到实现。中山陵得以体现出开放的纪念性，围绕陵墓展开的近乎仪式化的行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种近乎仪式化的行为，从孙中山安葬之日即已开始。1929年6月1日，孙中山正式安葬，国民党当局组织数万人前往墓地参加典礼，陵墓石级平台，一时万人攒动，全体人员脱帽、肃立、致敬。在一片哀乐声中，蒋介石、孔祥熙在前指挥灵柩缓步登上石级、平台，孙中山家属、戚属在后步行随护，各国专使、孙中山故旧在右，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各特任官、迎梓专员、孙中山葬事筹备委员在左，分别在孙科、戴恩赛带领下，在两旁执绋扶灵前进。灵梓进入祭堂后，蒋介石率国民政府五院院长，代表国民政府致祭，然后由孔祥熙率杠夫移灵进入墓门安葬。其时哀乐大作，鸣礼炮101响，祭堂内外数万人向陵墓三鞠躬，肃立默哀三分钟。38 极其隆重庄严，既使人激情飞扬、又让人战战兢兢的奉安大典，至此顺利告成。
建成后的中山陵，成了一个开放的仪式空间。陵园管理当局于1929年9月颁布了《谒陵规则》，规定中山陵祭堂每天都对游人开放，三月至十月每天开放九个小时，十一月至二月每天七个小时；每逢国庆节（1月1日、5月5日、10月10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3月12日）、孙中山奉安纪念日（6月1日）和孙中山诞辰日（11月12日），还开放墓门，让谒陵者进入墓室瞻仰。39 由此，中山陵成了南京的一处新景观，前往参谒、游览的人众络绎不绝。据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警卫处的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9月到1931年5月，谒陵人数即有33.5万多人，最多的月份达67,000人，最少的月份也有2000人。40
国民党当局则依靠组织途径，围绕中山陵持续展开了一系列近乎仪式化的行为。每年的重要节日如元旦和国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各特任官一般都要前往陵墓，举行集体参谒活动。特别是孙中山诞辰日和忌辰日，国民党中央都要组织大规模的谒陵活动，在南京的党、政、军、警各级机关、各学校、各团体，都要派代表参加。国民党中央召开重要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通常都要前往谒陵。此外，遇上一些临时性的重大事件，国民党当局也要组织谒陵活动。比如1931年6月1日，本是孙中山奉安纪念日，适逢《中华民国训政时期临时约法》公布，国民党中央于是在中山陵祭堂举行扩大纪念周，中央各要人与京内各机关公务人员，齐集陵墓参加盛典，在孙中山灵前「诚恳接受训政时期约法」。41
从微观行为的角度来看，在谒陵活动中，谒陵者走过牌坊、置身于陵墓空间后，耳目所及，思绪与情感逐渐调动起来。及至走完石级、台阶，登上平台，抬眼便见祭堂大门上方「天地正气」四个大字，以及门楣上的「民族」、「民权」、「民生」六个字，登临心情亦渐达高潮。步入祭堂，便看见孙中山的雕像巍然居中而坐，双目平视远方；头顶上方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图案，古朴而庄严；堂内墙壁的石刻文字，简洁而有力。这种庄严肃穆的氛围，传达着一种无声而有形的力量，使谒陵者的心智，一时间仿佛超越了时空，完全沉浸在「孙中山」这个符号所连接起来的意义网络里。尤其在群体谒陵行为中，盛大的场面和庄严的仪式更加强化了这种氛围，使谒陵者感到，个体的自我已经融入一种庄严深邃的整体氛围中。
这样，建成后的中山陵，没有成为一个独占性的「孙记」或「（国民）党记」空间，而成了一个公共的、但又有着鲜明的「党化」色彩的仪式空间。孙中山的「亲密同志」和「忠实信徒」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掌握着其中的仪式权威和意义之源；孙中山的一般信徒和普通民众在其中居于从属地位，但也有一些自由发挥的余地。通过这种反复的近乎仪式化的谒陵行为，国民的一致记忆和认同便逐渐凝聚起来，陵墓的建筑精神于是得到了真正实现。
结 论
总的来看，在国民党人的主导和建筑业人士的参与下，中山陵的整体结构和细部装饰，营造了古朴淡雅、宏壮疏阔、贴近自然的氛围，突出了一个纳天地之正气、取中外之精华、承继往而开未来的形象。国民党人努力表现出孙中山人生境界的伟大和高远，不仅是为了让孙中山永垂不朽，也表达了自己对这种伟大、高远境界的推崇、期求和自许，以及对谒陵、瞻仰者的期待和要求。简言之，以至大、至德、至善的「孙中山」这一新的时代符号，作为新生国家权威的象征；并通过仪式化的谒陵行为，将这一符号及与之相连的意义传输给国民，以凝聚和增强新时代的民族国家认同。这便是中山陵「开放的纪念性」的内涵之所在。
注释
1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姚迁、古兵：《中山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中山陵」词条，刘先觉等主编：《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南京篇》（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2 汪利平叙述了孙中山逝世后北京的悼念活动、中山陵的设计、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围绕「孙中山」名义进行的建设、以及1929年的孙中山奉安大典，在话语分析和意义阐释方面不乏洞见，但对中山陵建筑形态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挖掘不够，对当时的宏观政治进程和中山陵建筑精神的深刻内涵失于把握，以至于文中呈现简单化的倾向，把「孙中山」这一符号的建构，更多地比附于蒋介石个人政治权威的塑造。见Liping Wang, "Creating a National Symbol: The Sun Yatsen Memorial in Nanjing", Republican China, 21-1 (April 1996): 23-63.
3 中山陵、明孝陵、谭延闿墓、廖仲恺墓，全都位于南京东郊的紫金山南坡，至今保存完好，利于进行实地考察和比较研究。本文关于中山陵实际建筑效果的论述，主要得自于实地考察。
4 《申报》，1912年3月12日。
5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3月16日。
6 《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94-97。
7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21日。
8 该组织1925年4月18日成立于上海，全面负责中山陵建设和孙中山身后丧葬事宜，1929年孙中山正式安葬后，改组为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继续负责中山陵园的后续建设和管理。其具体架构、成员、职能，及其与国民党中央关系的变迁，颇有可值得注意之处，容待另文论述。
9 南京市档案馆、中山陵园管理处编：《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页55。
10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页249。
11 《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页98。
12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4日、4月6日、4月8日、4月13日、4月16日、4月19日、4月22日。
13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9日。
14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21日。
15 《中央周报》第4期，1928年7月2日，页4。
16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3月31日。
17 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编：《孙中山先生陵墓图案》（上海：民智书局，1925），页5-8。
18 《孙中山先生陵墓图案》，「缘起」。
19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9月26日。
20 《孙中山先生陵墓图案》，页20、22。
21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9月26日。
22 张复合：〈中国近代建筑史「洋风」时期之典型〉，载吴焕加、吕舟编：《建筑史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23 潘谷西等主编：《中国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页301-302。
24 《孙中山先生陵墓图案》，页11-13、19-22。
25 《孙中山先生陵墓图案》，页11。
26 总理奉安专刊编篡委员会编：《总理奉安实录》（南京：1930），页41。
27 《中央周报》第53期，1929年6月10日，页30。
28 刘先觉等主编：《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南京篇》，页7。
29 叶楚伧等：《首都志》（南京：正中书局，1935），页274-78。
30 参见晏子有：《清东西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页25-46。
31 注30晏子有，页162-175。
32 《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报告》，「工程」部分页4-7。
33 《中央周报》，第4期，页13-14。
34 《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页75、117。
35 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编：《哀思录》（上海：1926），第一册，卷七、治丧报告，乙、治丧经过，页2。
36 参见李恭忠：《丧葬政治与民国再造──孙中山奉安大典研究》（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2002年6月）。
37 孙中山奉安期间，景泰蓝公司请求于奉安日在紫金山前发售纪念章，葬事筹备处讨论决定，不准使用「国葬纪念」字样。见《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页136。这件小事和碑文文字相互衬映，显示了国民党对党葬和国葬的不同看法。
38 《总理奉安实录》，页56-57。
39 《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报告》，「法规」部分页32。
40 《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报告》，「统计」部分。
41 《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报告》，「警卫」部分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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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24 15:0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