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草原的历史,在一般中国人的印象里,往往由历代游牧民与汉地农耕社会之间围绕着“长城内外”这根轴线而展开的一系列故事所组成。如果想把这样的一般印象推进到一个更为深入的认知层面,则至少可以由两种不尽相同的观照主题分别切入讨论。一是自东向西拉长我们考察的地域背景。这时候便不难发现,蒙古草原其实位于横贯内陆欧亚(theCentralEurasia)、绵延七千多公里的一条草原带的东端。它西接阿尔泰山南坡和天山北坡草原,由此向西是吉尔吉斯草原(或者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哈萨克斯坦草原),再往西又连接着南俄草原。把蒙古草原游牧人群的历史与文化置于这样一条广阔的草原带、乃至整个草原带与其南部所有各类定居人群相互关系的宏大框架之中来予以分析和理解,那就会与将眼光仅仅局限于沿长城一线南北人群间的互动产生大不一样的认识效果。另外一种可能,乃是透过带有原创性格的细化研究,在以“长城内外”为轴线来讲述的古老故事中去发掘尚未被人们充分辨析出来的新意义。近二十年来,先后出现了三部很鲜明地从后一种观照主题出发着手其学术追问的著作。这就是T.巴费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诸帝国与中国》(1989年)、N.迪科斯摩的《古代中国及其外敌们:游牧政权在东亚史上的兴起》(2002年),以及不久前在海峡两岸同时发行的王明珂这部《游牧者的抉择》。
与在它之前出版的那两本书相比,王著的学术取径更接近于《危险的边疆》。这可能与两书的作者同样具有人类学训练的背景密切相关。实际上也很容易看得出巴费尔德对本书的影响。王著第一章介绍西方人类学有关游牧社会研究的基本话题以及游牧经济和游牧社会的一般性特质。当它讲到对应于不同生态环境的各种不同游牧类型时,很像就是在对巴氏另一本书《游牧部落的选择》(TheNomadicAlternative,1993)进行概括、补充和发挥。巴费尔德在这本书里,分别以牛、骆驼、山羊、牦牛、马作为标志性牲畜,按照游牧人群对东非热带草原、阿拉伯沙漠、伊朗-阿富汗山地、青藏内陆高地和北亚草原等不同资源环境的专门化适应方式,把游牧社会划分为五个类型。尔后,在用一章的篇幅概述“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之后,王著的主体部分,也就是第三章至第五章的讨论,更可以看作是对《危险的边疆》一书中基本见解的继承、修正和批判性回应。
巴费尔德认为,蒙古高原的游牧者缺乏对农业人群的最起码经验与知识,多不愿意深入汉地社会,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直接统治。所以他们往往以战争和战争威胁作为“自外控制”汉地社会的手段,从而保障以游牧为主业的人群所必需的辅助性经济供给。这个看法最先是拉铁摩尔提出来的,它成为巴费尔德赖以树立其分析框架的重要基石。巴氏另一项十分要紧的主张是,游牧经济及其社会组织的分散性,使游牧人内部从不需要、也无从产生集权式的政治权威。但是面对长城以南强大的中央集权式中原王朝,为实施“自外控制”策略,蒙古游牧民在对外交涉时亟须以一个庞大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形象现身。他称这样的游牧政体为“帝国式的部落联盟体”(imperialconfederacy)。自从斯基泰人之后,最强有力的游牧帝国,为什么总是反复出现在欧亚草原带东部的蒙古高原上?巴氏这一敏锐见解,或许可以十分有效地回答上述问题。
从上述基本论点出发,巴费尔德将沿长城与南部农业社会相对峙的北方人群划分为两大类。其一是蒙古高原上比较纯粹的游牧民,通过实行“自外控制”策略,他们经常在边疆政治中扮演关键角色,却避免直接征服汉地社会。其二是分布在满洲以及“满洲边缘地界”(theborderlandsofManchuria)的各人群。后者主要是指“平地松林”,即辽西森林草原上的人们而言。这里是在文化上全同于蒙古高原的游牧人口的家园;但由于相对平等自主的政治结构及其与满洲地域内部各处定居地区的密切接触,他们和从事渔猎、畜牧与粗放农耕的通古斯-满语人群一样,多次侵入汉地并在那里建立起君临汉语人群的王朝式政权。
巴费尔德的“权力周期”说有一个太显眼的“例外”,那就是十三世纪从朔漠深处大踏步走向汉地社会的元朝蒙古人。不仅如此,把辽西游牧民和东北的渔猎畜牧人群之所以不惮于立国汉地的原因,仅仅归结于二者都比较熟悉定居文化,并由此把他们归并在相异于蒙古游牧民的同一个分类范畴里,这样做无论如何有过于勉强粗疏之嫌。
王明珂在本书中扬弃了巴氏按“蒙古”、“满洲”两个地域标志来生硬地划分人群的范畴。他将两汉魏晋时期的乌桓、东部鲜卑等部族从松嫩流域从事渔猎、畜牧与农业混合经济的人群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以森林草原为资源环境的特定类型的游牧人来处理。在他们之西,“正北的蒙古草原”成为匈奴人的根据地;他们代表了汉地社会向来比较熟悉的最典型的那种草原游牧类型。再往西南行,青藏高原东缘的河湟之地是汉代“西羌”的密集分布区,在那里,我们遇到的是以高原河谷为资源环境的另一种独特游牧类型(插图二)。把生态-经济方式完全不同的通古斯-满语人群排除出当前考察范围后,王著将注意力有效地聚焦于各种游牧人群体与汉地农业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而“长城内外”的互动,一旦被安放在对三种不同游牧类型的比较框架中加以叙述,某种出乎读者意料的新意,也就从那段“众所周知”的故事里顺理成章地凸显出来。
非常关键的是,前述三种游牧类型与汉地社会的相互关系之所以不尽相同,主要并不决定于游牧经济活动本身,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各不相同的辅助性经济。对蒙古草原上的游牧人群而言,“较稳定且能预期”的辅助性生存资源,来自针对蒙古草原之外“他者”群体的贸易、贡赋征收以及战略性和生计性的掠夺。面对汉王朝这个庞大的帝国,或者乌桓、鲜卑那样的大部落联盟,超部落的国家成为匈奴人和后来蒙古草原游牧者“争取及维护资源的常态性政治组合”。
位于河湟高原谷地的汉代“西羌”,在维持往返于谷底到高坡的“垂直游牧方式”(巴费尔德语)的同时,亦可能部分兼营农作、狩猎等辅助性经济活动。对这类“生存所需大致无缺”的美好山谷的保护和争夺,遂成为邻近的羌人部落之间互相争斗的主要诱因。无休止的部落冲突就这样抑制了羌人聚合为一个复杂社群的整体以一致对外的驱动力。
与以上这两种地域环境都不相同,平地松林既宜于游牧、又有适合农耕或狩猎的自然条件,但不论哪种生产方式又都无法在这里获得足够规模的扩大。多元的人类经济生态及其规模有限性,不但促使着此地的游牧部落经常根据相对自主的生计抉择,朝不同方向上各自向外迁移,寻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和贸易与掠夺的更多机会,并且也易于推动他们的经济活动形态顺应着外在资源环境的变化而实现各种形式的转型。
阅读这本书,就如同观看一场思想与逻辑演绎的操练。通过这场严整的操练,它向读者揭示出,北亚“游牧者的抉择”,其实并不全然出自他们的主观意志;它们背后还存在某种更为深沉、恒久的历史动力,始终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游牧者们看似自由自在的“抉择”行为。那么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因素,一直在更深层地影响、甚至规定着个别历史事件的演进路径呢?作者回答说,它们指的主要是某个人群所处的特定资源环境,及其在与该人群的互动中生成发育起来的各种社会政治结构。作者指出,尽管历史事件,或者所谓“史实”并非不重要,但他在本书中的“反思性研究”,却无意针对“历史事件的重建与其因果关系的安排”本身,而是要将一系列相关历史事件之由以展开的根源,追溯到中原王朝的资源边界与游牧各人群的不同人类经济生态,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诸方面。正由于这样高远的立意,本书才会写得新见迭出,引人入胜。
本书力图透过“历史表相”(historicalrepresentation,“表相”一词过去曾被同一作者译为“呈现”,意思似乎更明确)去追问“历史本相”(historicalreality,亦即“历史实在”或“历史的真实性”),这自然是完全合理的。可是当作者把历史事件完全等同于“表相”,并声称“由汉代史家到今之研究者”所争论的,都只停留在表相层面时,他的说法就未免有些过甚其词了。
历史学家们之所以关注文字、图像、口头传说、遗物与遗址、各式科学检测数据(如卫星遥感、气候、孢粉、基因、金相分析等)以及诸如此类的“历史呈现”,无非想借此一步一步地逼近通过它们体现出来的“历史本相”。当然,历史事件经常漂浮在人类活动最显而易见的表层;如果把眼光和讨论仅仅局限在那些最令人瞩目的情节本身,而不顾及它们所由以发生的社会与政治背景及资源生态背景,我们便不能更深刻地去理解它们的历史本相。但这决不意味着,处于表层的历史事件只具有表相的性格;至于它的真实性,则只有从它所处的政治社会结构和生态环境中才可能获得反映。另一方面,隐藏在政治社会结构和资源环境中的历史本相,其实也同样需要透过它们形形色色的历史呈现才可以把握。套用禅宗术语来说,我们根本做不到“直指本相”。事实上不存在像作者主张的那样机械的二分法:事件或史实即表相;结构与地理生态环境即本相。
从这种过分忽略“事件史”的态度,我们或许可以看出费弗尔和布洛赫那一代学者之后的年鉴学派对本书作者的影响。布罗代尔在原则上好像也不否认事件史(短时段历史)与局势运动(中时段历史)以及结构史(主要取决于人的生物学特征、自然地理及气候等条件的长时段历史)之间互动的可能性。他曾经写道,在从事历史解释时,应当反复地从事件观照到结构、又从结构观照到事件,就像人们需要不断地颠倒计时用的沙漏那样。但无论在他的理论或实际研究中,他都没有照顾到这一平衡。布罗代尔对事件以及事件影响之下历史景观的“决定性疏离”甚至“反感”,尤其生动地表现在他对于“事件”的各种贬义的说法里:它们是“表面的干扰”、是“被历史潮流的坚实背脊所掀发的泡沫浪尖”;它们像烟雾一样短暂、像花朵一样朝开夕败、像布满过去时代坚固物件上的尘灰;由事件构成的世界,具有狭隘、表面、稍瞬即逝、暂时、变幻莫测的性格(参见C.克拉克:《年鉴派历史学家》,载于Q.斯金内主编:《宏大理论在人文科学中的回归》,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
《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王明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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