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史前文化和氏族部落论

一花一世界

长江干流全长6300千米，是中国第一大河流与世界第三长河。它发源于青海省唐古拉山北麓，流经西藏、四川、云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区，在上海市注入东海，流域面积达180799平方千米。青藏高原和长江中下游是我国湖泊最多的两个地区，而长江中游平原则是淡水湖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主要有鄱阳湖、太湖、洪泽湖、洞庭湖等(1)。拙文所探讨的原始文化和氏族部落，主要是长江流经的这些省区，而又侧重于四川及以下省区。
一、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述
长江在青海流域面积较小，主要是嘉陵江水系的白龙江和西汉水。西藏主要是长江水系的雅鲁藏布江流域。因此，所谓的长江流域，主要是指四川及其以下诸省区，且在研究史前文化时，又往往将青海归入西北地区（即黄河上游）。西藏亦然。因它们都属于古代的西方戎羌氏族分布地。
长江流域的青海、西藏地区之史前文化受甘肃、新疆地区文化影响较大，次之是云南及西亚与欧洲。西藏又落后于青海及新疆地区。
长江中下游的四川巫山县大溪（1958年发现并进行了发掘）遗址发现后，称“大溪文化”。1954年在湖北京山、天门发现新石器遗址10余处，次年进行发掘，在屈家岭发现了一种以蛋壳彩陶和彩陶纺轮为特征的文化，具有江汉平原特色，被命名为“屈家岭文化”。1959至1961年发掘了湖北原陨县城东汉水北岸二级台地上的青龙泉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青龙泉文化三种文化的叠压关系。先后有人提出了“湖北龙山文化”、“长江中游龙山文化”和“季家湖文化”等多种命名来代称“青龙泉文化”。1981年在湖南石门皂市遗址下层首次发现了早于大溪文化的遗存。到目前为止，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1300余处。早期遗址（距今约9000—7000年）的时间跨度为2000年，次为大溪期（距今约6500—5300年），屈家岭时期（距今5000—4600年），青龙泉文化（距今4500—4200年）(2)。
长江中游地区的早期遗址，截止目前共发现45处。其中地层较单纯，保存较好的有18处，面积总和为142110平方米，平均每个遗址的面积为8000平方米，每个遗址平均居120人，按此计算，45个遗址内有先民5400人；大溪期目前发现遗址约160处。适于统计平均面积的遗址有48处，面积总和为810600平方米，平均每个遗址的面积1700平方米，每个遗址的居住人数为254人，160处遗址共合计40640人；屈家岭期遗址发现的有190处。其中适于统计平均面积的遗址60处，面积总和为2730400平方米，平均每个遗址48000平方米，每个遗址平均716人，190个遗址内共有先民136040人；龙山文化期（青龙泉期）的遗址发现有760处。其中适于统计平均面积的遗址100处，面积总和为4300000平方米，平均每个遗址的面积为43000平方米，每个遗址平均人口为640人，760处遗址共有人口486400(3)。“由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的发展过程中，遗址的规模不断扩大，遗址的数量也不断增多。反映出聚落群体规模的扩大和同一时期人口总数的增长。其中龙山期遗址的平均规模略小于前期，其原因可能有两点：这一时期遗址密度空前增大，使遗址规模的增长（亦即群体规模的增长）受到了限制；这一时期的人们更多地深入到山区河谷盆地之中生活，在此环境中过大的聚落规模是不适宜的。”(4)
长江中游的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规模和人口的增长，说明了在相当于黄河流域前仰韶文化及龙山文化时期，江南的母系与父系氏族公社或部落也是相当多的，他们适应自然和同大自然斗争的能力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这些氏族或部落绝大多数是土著族，由黄河流域迁去的只占有很少的一部分。这就有力地证明了长江流域也是人类的发祥地和社会文明发生地区之一。
长江下游地区，自1936年在浙江余杭县良渚镇发现“良渚文化”遗址后，至目前已发现包含良渚文化遗存的遗址100余处，发掘的有30余处。浙江余杭反山、瑶山等地，江苏吴县到张陵山、草鞋山、武进寺墩、上海市青浦的福泉山等发现了一系列大型墓葬；浙江的海宁、嘉平、平湖、德清诸县、市发掘了一批小型墓葬；江苏的吴江龙南发掘了村落遗址。良渚文化遗址分布范围很广，北端的是江苏阜宁陆庄遗址，与山东大汶口文化最南端的江苏泗洪菱角张遗址相距不远(5)。良渚文化遗址的氏族亦多为土著族，与较早的浙江阿姆渡遗址的氏族有承袭关系。另外也有黄河流域南迁的氏族。大汶口文化的早期氏族与江南的崧泽文化氏族就有了交往，上海崧泽遗址出土的彩陶片，与山东邳县大墩子、泰安大汶口、兖州王因等地大汶口文化早期彩陶十分相似。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两者关系更为密切。江苏南京北阴阳营出土的陶尊，在造型、刻划符号上都与鲁东南大汶口文化陶尊相同。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背壶、弦纹玉琮，与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近似。江苏新沂县花厅遗址墓葬中出土的背壶、镂空豆、圈足尊、盉等大汶口文化典型陶器，与瓦足鼎、贯耳壶、玉琮等良渚文化典型器物共存；山东栖霞杨家圈、莱阳于家店等大汶口晚期遗址中，也发现了与良渚文化典型陶器相似的器物。“可见，良渚文化向北发展，其影响至少至苏鲁交界处，甚至辐射到胶东半岛；大汶口文化向南拓展，其影响可达江苏太湖地区。”(6)浙江余杭县反山、瑶山，上海青浦县福泉山，江苏昆山县少卿山、绰墩，吴县草鞋山、张陵山，武进县寺墩，常熟市黄土山、嘉菱荡，新沂县花厅，海安县青墩，阜宁县陆庄，涟水县三里墩等良渚文化遗址墓葬中出土的玉琮都佩于腰间；山东泰安大汶口、邹县野店、莒县陵阳河、胶县三里河等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墓葬中出土的玉琮也是这样。这两种文化遗存中玉器上的“人兽神徽”、兽面纹，陶器上的刻划符号相似；太昊、少昊以太阳为图腾，大汶口文化器物上有“太阳神徽”，应是太昊、少昊的族徽。“在中国古代，鸟兽是太阳的象征”(7)，因此说，太阳图腾与太昊、少昊族的鸟图腾是一致的；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上有“阳鸟山图”，说明其族也以鸟和太阳为图腾(8)。这些都说明良渚文化的氏族或部落中有东夷族民的迁入。他们和土著部族互相融合，互相影响。但不能说江苏、浙江等地的以鸟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都是由山东迁徙过去的。
山东地区的古族泛称东夷，其中的鸟夷迁布较广，而迁入浙江的却很少。鸟夷中的淮夷、蒲姑、奄、谭、江、黄、白、赵、郾、阮、蓼、群舒、雍、甾、蒙、牟、应、於及肃慎等“百鸟部族”及其后裔建立的国家大都在山东、河南、苏北、皖北、山西、陕西及甘肃。因此说，江南的鸟图腾部族应与山东半岛的鸟夷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安徽淮河北涡河南岸的富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可视为黄淮平原的史前文化代表，遗址上层属中原龙山文化遗存，反映出该地区是炎黄为主体之华夏族的活动地域，龙山文化遗存下叠压着12座大汶口文化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7座墓中骨架保存较好（4座墓为双人葬，2座墓为5人墓，1座墓为4人葬），都为仰身直肢一次葬。墓内合葬人数多少与葬品成正比，都有陶器、石器和骨器。在7座墓中保存较好的18具骨架，死者生前都曾拔过牙，即拔牙的习俗在该地区盛行。根据墓葬出土器物，初步认为富庄遗址可能属于大汶口文化的一个新的文化类型(9)。安徽西到龙感湖、东至巢湖、北到大别山的岳西县、南至长江的范围内，经过发掘的有潜山县薛家岗、天宁寨，望江汪洋庙，太湖王家墩，怀宁黄龙，岳西祠堂岗等。薛家岗遗址先后发掘5次，出土遗物1000多件，是颇具地方特色的，有代表性的史前文化遗存，被命名为薛家岗文化(10)。其分布地区就是通常说的淮南、江淮地区，亦即古代“南蛮”的初期活动地。
江西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以赣西北“山背文化”类型与赣江中游的“筑卫城文化”类型遗存为代表。它们均属于新石器晚期的稻作文化，某些器物如圆腹圜底罐形鼎、细长颈瘦腿鬶、镂空高圈足豆及早期印纹陶，风格均相同或相似。但总的文化面貌有明显差异，特别是大量带丁字形足的盘形鼎和带棱座豆等，在山背文化中根本不见，而与岭南石峡文化和湘乡岱子坪一期文化有某些相似。从镂空黑豆、壶类器、器盖、牛鼻式横耳和贯以及丁字足来看，与浙江良渚文化又有一定的联系。因此，我们推定筑卫城文化的年代大体与山背文化相当，即距今4500-5000年，继它们之后，是在赣江中、下游地区兴盛起来的以筑卫城中层和高安下层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这两个文化类型出土生产工具只有石器，不见任何早期青铜器的迹象。因此当可以判断，它仍然是原始氏族制晚期的文化遗存，也可说是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文化遗存(11)；福建闽江流域，尤其是下游及沿海一带，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之昙石山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分布区，约距今4000-5000年。它与邻近的良渚文化、石峡文化的某些因素和特征接近。而闽西、闽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面貌，与武夷山西麓江西地区有较多的共同因素(12)。
贵州苗岭以北地区属长江流域，流域面积占全省面积十分之七。乌江是境内长江的最大支流。贵州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主要有平坝县南的飞虎山与兴义县的张口洞遗址等。贵北的文化因素与湖南有相似之处，贵南则有差别；云南是长江支流雅鲁藏布江、澜沧江及怒江的流域区，怒江与雅鲁藏布江受山势影响，向南出国境注入印度洋。云南地区是人类发源地之一，新石器时代遗址和石器点已发现300余处，以耿马县洞穴遗址、宜城县尖角洞遗址、广南县铜木黎洞穴遗址、永仁县菜园台地遗址，澄江、江川、华宁及通海县境内的抚仙湖、杞麓湖台地遗址等比较著名，除自身文化特征外，受蜀地文化影响较大。
我曾详细排比过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走向，大体说是以云南为中心，向岭南与向北部发展，之后则又形成了四川、山西两个中心区。华中的旧石器文化多由蜀东、鄂西北递次移入，有一支还东移入山东；华北则以晋南为中心向西北、东北、北部及中原辐射。到了新石器时代，则是以中原和湖北为中心，向四方辐射。长江流域以北、淮河以南的苏北、皖北、鄂北分别受到山东大汶口、龙山、河南仰韶、龙山文化影响较大。长江以南地区的北部亦受到影响，再向南则是受到江浙地区的越文化影响较大。传统史学对黄河流域的氏族部落和文化研究较多，长江文化的研究，相对说比较薄弱。这与先秦文化典籍及《史记?五帝本纪》对黄河流域故事记载多和对长江流域故事记载较少有直接关系。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

二、长江流域史前文化的主人简考
我国旧石器时代的猿人，严格说还称不上“迁徙”，只能说是“移动”，非常缓慢。大约到了智人、新人阶段，才能称之为“迁徙”（先民有目的、有组织地去寻找新食源地）。新石器时代，随着原始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交通的缓慢改善，氏族或部落的迁徙活动才有所扩大和发展，甚至江北和江南的氏族部落也有了迁徙和融合。这也就是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尤其是晚期文化有中原文化因素的主要原因。
1、诸省的江北地区
这一地区属于长江流域的诸省，主要有苏北、皖北及鄂北，与古代的东夷、华夏族相邻，而江汉地区则是古“南蛮”的活动地域。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与山东相邻，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是从山东“沂沭细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的，亦以山东的“北辛文化“命名。其文化主人当系古华胥氏族的裔支族。北辛文化发展为“大汶口文化”后，范围更为广大。“大汶口文化主要在山东南部和江苏淮北地区，东及于海，西北至黄河北岸，皖北及河南也有发现。大汶口文化从6000多年前开始，经历2000多年的发展”；“大汶口文化时期处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阶段”，江苏沭阳、灌云大伊山、淮安青莲岗、新沂市花厅等大汶口文化遗存的主人，应是华胥裔族太昊伏羲氏、女娲氏族部落及其裔族。江苏邳县大墩子等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拔牙人骨”说明，它和山东曲阜西夏候、胶县三里河、诸城县程子等地文化遗存一样，文化主人有“拔牙习俗”，称“凿齿”氏族或部落。凿齿氏族来源于古娄人的习俗，东夷、古越中的部分氏族也受到娄人拔牙习俗的影响。皖北大汶口文化的主人亦是如此。湖北省的北部与山东、河南相邻，西北与陕西相连，因而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比较复杂，有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影响，又有四川大溪文化影响，即相当于山东大汶口，河南、陕西仰韶文化时期，湖北淮河、汉水地区与汉水至长江地区，除土著南蛮氏族或部落外，已有伏羲太昊、女娲、炎帝神农氏支族或裔族的徙入；蜀地江北地区主要是古蜀、古巴人氏族或部族，亦有少许伏羲、炎帝裔支族的徙入。到了相当于中原的龙山文化阶段，苏北、皖北、鄂北及蜀北地区，氏族部落文化又有所发展。如苏北、苏南的新石器时代末之文化遗存面貌日趋接近，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区别则日益明显；皖北地区尤其是江淮地区，土著蛮人与古越人的文化处于发展趋势，山东龙山文化因素减弱；湖北江汉平原与其北部则形成了既受中原文化影响而又有地方特征的“屈家岭文化”，蜀北则出现早期巴蜀文化遗存。长江流域诸省之江北地区，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的部族主要有：土著族的巴、蜀、濮、泸、三苗、蛮、三厄、古越等氏族或部落；徙入的东夷裔支氏族有少昊、蚩尤、九黎、祝融、有虞氏、皋陶、伯夷等裔族；徙入的西戎裔支族有氐、羌等；徙入的华夏裔支族有欢兜、丹朱、留、昆、苏、防风（亦称汪芒氏）、西常、东常、京、夸父、柱、麦、卯、赤、甲、西陵、相（襄）、崇、涂山、牟、缙云、丙、巫及未等氏族或部落。它既说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这些地区的部族比母系社会时期有所增加，又说明汉水以北、以南的氏族部落有了进一步的迁徙、交往和融合，还说明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的部族和文化与黄河流域的部族和文化自古就是紧密相连的。
2、江南诸省区
四川东部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是大溪文化，而巫山大宁河流域的双堰塘、巴雾河、下湾、琵琶州及重庆江津县王爷庙等文化遗存，是与大溪文化不同的一个原始文化类型；四川西南凉州地区的安宁河谷，分布着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称“大墩子——礼州文化”，地方特色较明显；四川盆地内的阆中县蓝家坝，南部涌泉坝、报本市，南充淄佛寺、明家嘴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文化面貌与广汉三星堆文化相似，呈现出盆地内土著文化的典型特征。文化遗存反映了四川盆地及西南地区在原始社会时期，主要是土著的蜀（亦写作叟）、巴夷等土著部族劳动、生息的地区，亦有少许的华夏、东夷、西戎裔支族的徙入。川东除土著部族外，移入的华夏、东夷及蛮等部族裔支较多。
湖北长江以南地区至湖南中部，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是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遗址主要有四川巫山大溪、巫山县城，湖北秭归朝天嘴，宜昌杨家湾、清水滩、中保岛、宜都红花套、古老背，枝江关庙山，江陵毛家山、蔡家台（下层），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湖南澧县三元宫，丁家岗，安乡汤岗等。由开始仅分布在川东鄂西，扩大到了湖北中部，南边已达湘北洞庭周围。”(13)湖北东部黄冈诸城螺蛳山文化遗存也与大溪文化相近似。而大溪文化在湖北的分布中心是在其西南部。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屈家岭文化遗存，在湖北西北、西南、东部均有发现。其中西南部的文化遗存有宜都红花套上层，松滋桂花树上层等。湖南中部以北与湖北中部以南地区，主要是古代三苗、南蛮部族的生息、劳动地区、原始文化与他们有直接关系。
安徽江南地区的当涂、泾县、绩溪、黟县、宣城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已出现印纹陶文化特征，又与和它相邻的江西地区文化面貌相似。江西鄱阳湖周围以跑马岭、营盘里下层、筑卫城下层等为代表的命名为筑卫城文化的原始文化遗存，多呈现几何印纹陶特征。这与该地区古土著越人及三苗族有直接关系。
江苏长江以南地区，以南京及其相邻地区（包括宁镇山脉和秦淮河流域连续成的丘陵地带，以及溯江而上安徽境内的长江南北地区）为中心，分布有不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而南京市内北阴阳营遗存面积大，内容丰富，可作为代表，与马家浜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江苏与浙江相邻的地区内，既受浙江河姆渡文化影响，又多少受到山东大汶口文化影响。在太湖平原与杭州湾出现马家浜、良渚文化等。“马家浜文化”类型遗址文化遗存，属于江南稻作文化，在浙江桐乡罗家角上层、嘉兴马家浜、吴兴邱城，江苏吴江梅埝袁家埭、吴县草鞋山、苏州越城、常州圩墩、武进潘家塘、青浦崧泽等遗址下层均有发现。“良渚文化”遗存分布的范围则比“马家浜文化”遗存范围更加扩大。这样看来，江苏长江以南地区、上海、浙江地区的氏族部落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安徽南部、湖南北部及江西地区。此种状况与华夏、东夷裔支族迁入较多及太湖、杭州湾自然地理环境条件比较优越有关。
福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主要是“昙石山文化”类型；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在湘北、湘西北发现较多，湘南地区相对较少，且湘南地区的原始文化与贵州北部有相似因素。这与这些地区的古越人活动、生产、居住有一定关系。
长江流域诸省的江南地区除土著氏族部落外，还有黄河流域氏族部落支族或裔族的迁入，主要有：江苏、上海、浙江交界地区之太湖、杭州湾地区的炎黄后裔防风氏部落、苏氏族、昆氏族等，镇江地区有迁入的黄帝裔支京人等；浙江地区有炎帝裔支赤氏族（今遂昌县北赤津岭、永嘉县北的赤水山、金华市北的赤松山及赤松溪等，均因赤氏族的迁经或迁住而得名），台州覆釜山以炎帝裔支夸父氏族裔支迁居而得名，天台县西北的灵溪以炎帝后裔灵人迁此而得名（龙游县的灵溪、平阳县的灵溪等得名均如此），绍兴地区有禹的裔支少康庶子及从民的迁入，绍兴北邻的上虞因舜的裔支虞人迁此而得名（余姚的得名亦如此）等；皖南、鄂南地区亦有华夏、东夷人的迁入，但没有徙入江浙地区的多；湖南的湘东则是炎帝后裔和黄帝裔支较为集中的地区，炎陵县有烈山氏族的裔支，又有炎榆罔裔支等。此外，南县赤亭湖、郴州与株洲及沅江流域的赤山等地，亦有炎帝后裔赤氏族部落裔支的迁经或居住，兹利县、浏阳县等地的赤松之得名亦是如此。炎帝后裔句龙、黄帝后裔欢兜、丹朱、舜等裔支族也陆续迁入了湖南地区；炎帝后裔赤氏族、灵氏族及辰氏族等，有的还经今湖南徙入贵州地区；江西地区有东夷古重人氏族与黄帝后裔彭、崇、杨、丰桐及罗等裔支氏族徙入；福建亦有炎帝后裔灵人、同人等裔支族迁入。
长江流域的诸土著氏族部落和先后徙入的古华胥、有、炎帝、太昊、少昊、黄帝、尧、舜、禹、三苗等氏族部落裔支，共同开发了诸古老地区的原始经济和文化。田继周先生语“东夷民族集团大体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江北类型的青莲岗文化和后来的山东龙山文化（包括皖北和苏北的龙山文化）；南蛮民族集团分布区则属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文化系统。”(14)这是从大的概况而言的，实际上氏族部落成份比较复杂。

三、部落古国及其文化简述
长江流域距今六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存及湖南澧县彭头山史前古城址的发现，说明江南地区的氏族与黄河流域的氏族及其文化一样悠久，只是文献没有（受条件限制）记录下来而已。先秦文献及《史记》等书，记述了不少黄河流域原始时代的英雄人物，以传说的“三皇”、“五帝”资料较多。长江流域的传说时代之英雄人物记载很少，但是否就没有出现过大的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80年代后期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提出“部落古国”概念称谓。据一些专家的解释，所谓部落古国，指的是高于部落联盟组织而又不同于夏代之国家机构的组织形式，亦即部落联盟与国家之间的过渡组织机构。学术界对于此“古国”说并未取得一致认识，仍多以部落联盟称谓。长江流域的部落古国（或部落联盟机构）主要有以下这些（仅是个人管见），且多集中在江苏地区。
江苏地区的部落古国主要有：少昊后裔古国、留氏古国（今江苏沛县留城）、皋陶裔族古国（今鲁南与苏北）、防风氏古国（今江苏宜兴、苏州的太湖地区）、昆氏古国（今江苏昆山市）、苏氏古国（今苏州一带）、西常氏（今常州与武进一带）与东常氏（今常熟市）古国及京氏古国（今镇江市）等，它是仅次于河南、陕西、山东部落古国数量地区。其中的防风氏古国（或称布落联盟）最大，当为良渚文化的创造者，何光岳考证：防风氏即汪芒氏，漆姓，亦即黄帝族十二姓的僖姓、厘姓。起源于陕西漆水、芒水、汪一带。后东迁河南永城之芒”“在唐虞时，防风氏有一支自芒县南迁浙江湖州”，后发展为部落联盟，占据今太湖周围地区。(15)因防风氏古国人多势众，不服大禹的管辖，故禹在会稽（今绍兴）大会诸侯时，以“迟到”为借口灭之。《通典》记载：“湖州，春秋时属吴，吴灭属越，越灭属楚，古之防风氏之国也”。《太平寰宇记》云：“湖州武康县，古防风氏之国，防风山在县东一十八里，先后封嵎山，唐天宝六年敕改焉。”《路史?国名纪乙》云：“防风，厘姓，守封嵎山之间，二山在今湖州武康。”《吴兴记》云：“吴兴西有风渚山。嵎山在其东二百步。防风氏国势大，有不少氏族依附于它。《国语?鲁语下》记载有人问孔子，孔子曰：“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韦昭注曰：“群神，谓主山川之君，为群神之主”，“防风，汪芒氏之君也。”这里的“骨节专车”，我以为有两层含义，一是防风氏君身躯高大，以专车运其骨。二是禹灭防风氏古国，杀人甚多，骨节可用车拉。江浙良渚文化范围之广，文化之先进与黄帝裔族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部族有关。由于当地不少土著古越氏族与防风氏部落古国人相融合，所以“良渚文化”应是防风氏与古越人部落古国之民共同创造的。长江流域其它诸省地区，在母系、父系氏族社会时期，亦有许多氏族部落，但还没有形成大的部落联盟（即部落古国）。
综上所述，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地区，自古就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也是社会文明之重要发生地。汉水以北的淮河地区，除土著族外，主要是东夷、华夏氏族部落及少数戎氏人的活动地；次之是江汉平原地区。长江南岸以远地区，以太湖、杭州湾地区的古氏族部落和文化比较进步，受东夷和华夏文化影响较大，江浙部分地区还出现了部落古国。但是，因气侯、地理环境及氏族部落和文化发展的总状况而说，还是稍逊于黄河流域之氏族部落和文化。


注释：
(1)《中国地图册?中国地形》，中国地图出版社，1994年。
(2)(3)(4)郭凡：《聚落规模与人口增长趋势推测——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各发展阶段的相对人口数量的研究》，《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
(5)(6)(7)杜金鹏：《关于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1992第10期。
(8)(9)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十年来安徽的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      
(10)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十年来江西省的文物考古与研究》，《文物考古工作十年》。
(11)福建省博物馆、福建省文管会考古工作队：《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
(1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进中的十年——1978-198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工作概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文物出版社，1984年。
(14)田继周：《先泰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
(15)何光岳：《炎黄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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