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涿鹿出土文物讲述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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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汉代司马迁 《史记 五帝本纪》的记载，黄帝是中国古代五帝之首。姓公孙，名曰轩辕，邑于涿鹿之阿。黄帝一生有两件大事，其一是经过涿鹿之战，擒杀蚩尤。其二是经过阪泉大战，打败了炎帝，从而建立了炎黄蚩的统一。以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是为黄帝。”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李先登先生经过多次在涿鹿考察，发表了 《黄帝是信史，帝都在涿鹿》的论文。他认为： “黄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是距今约5000年前主要居处于今河北省北部地区的黄帝族领袖。并且经过涿鹿之战，阪泉之战成为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部落联盟的盟主，他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进入文明的前夜。”

    既然黄帝在这里生活、战斗并完成统一大业，必然与发展生产、创造历史和传播文化息息相关。尤其是到了距今5000年前至4000年前的时期，即古史的传说时代，即中国考古学上说的仰韶文化晚期与龙山文化时代，我们的祖先经济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优越，磨光石制生产工具斧、锛、刀、镰的制作技术及锋利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耕农业有了新的发展。铜器冶铸也有了发展，达到了金石并用时代的高峰。晚期在先进的中原地区则已进入了青铜器时代初期。制陶业更达到了原始社会的最高峰，采用还原焰烧制黑陶与灰陶。这一切也正与上述 《史记 五帝本纪》等所记述的黄帝时期的历史情况相符合。“这就是 《大明一统志》等古文献记载的黄帝城遗址位于河北省涿鹿县城东南约25公里的矾山镇三堡村北的黄土丘之上。这一点不仅在学术界没有歧义，而且业已被建国以来的考古调查所证实” 《黄帝是信史，帝都在涿鹿》 (李先登)。正因为如此，涿鹿这片故土引起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极大关注。

    1957年10月，由于矾山不断出现古文物，河北省和涿鹿县的文化部门，到矾山作了一次专门调查。结果， “发现了许多文物。其中，属于生产工具方面的有石刀、石斧、石锛石缸、磨用器及蛙器、陶纺牧等;属于生活用具的有陶豆、陶鬲、陶鼎、陶缸、陶盆、陶甑等;建筑遗迹除有原有残城墙基址外，又在城内中部塌陷的地方，发现有板筑墙，板筑层有的厚约18公分，有的厚约25公分。在城址内北部还发现了各种板瓦、筒瓦和带鹿形等花纹的半当瓦”。于是， 《人民日报》在同年11月30日发了这条消息： 《在 “黄帝城”遗址里发现的……》。

    考古人员在历次的调查中，又在黄帝城遗址内采集了大量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及龙山文化的石斧、石锛、石刀、石磨盘、石磨棒、石铙、细石器、蚌器以及彩陶盆，钵、绳纹陶鬲、陶斗、篮纹钗形器等。说明这里从新石器时代仰韶时代仰韶文化时期起就是一处重要的先民集居之地。尤其是作为军事首领权力象征的龙山文化石钺的出土，与黄帝所处的时代和性质相吻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在考古调查中还发现了距今6000年至4000年的仰韶文化及龙山文化遗址。例如在涿鹿县城南30公里的水磨村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遗址在水磨村0.5公里的一个土岗上，清水河在遗址北面自东向西流过。遗址上发现有灰坑等，出土有泥质红陶钵残片等。又在涿鹿县城东南15公里的龙天堂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遗址在村西约100米，北临桑干河，面积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375米。龙山文化遗址被压在汉古城之下。采集的遗物有石斧、石纺轮、泥质红陶篮纹陶片、泥质黑陶磨光陶片、夹砂灰陶绳纹陶片等。又如在涿鹿县城南约15公里的西湘广也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遗址在村西北0.25公里处，南临小沙河，西靠通往县城的公路。南北长约450米，东西宽约300米。遗址也压在战国至汉代的城址之下。采集的遗物有石斧、石凿、石环、石镞及泥质灰陶篮纹陶片、绳纹陶片及蚌器等。上述这些考古发现有力地说明了今天的涿鹿就是古代黄帝族活动的中心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教授郑光同志在涿鹿考古时对涿鹿出土的文物进行了辨析： “我们通过对全国范围考察，如果看陶器，很多地方有它的共同性，另外就是发现一种重要的礼器，我叫做扁平钻孔磨光石斧，就是在涿鹿县文管所看到的，一种是宽的，一种是窄的。研究文明就是研究它的礼制，研究礼制就得对作为礼制重要的代表工具，如圭、璋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后来的圭璋追根溯源，圭、璋、钺、器都是从扁平穿孔石斧发展来的。钺可以叫石斧，因为按古文字 “钺者，土斧也”。器，比较窄的叫器。根据我们从三代往前推，发现这么一个很重要的玉器，还没有发现装柄的痕迹。装柄的龙山时代，更早的仰韶时代始。黄帝城发现的两件石斧，跟南方发现的基本一样，都是从斧类往下发展的。所以，这是很有意义的。回过头来，从当时黄帝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性质看，涿鹿之战、阪泉之战，在时空上所具有的一种重要意义，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氏族部落战争，而是涉及到一个时空非常广泛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国历史跟涿鹿之战、阪泉之战有很重的关系。我认为在炎帝世衰落，黄帝起而代之，是改朝换代性质的战争，标志着一种新王朝的诞生。考古方面证明战争起源于神农、黄帝之时的实际资料更丰富。王献唐先生在其所著《炎黄氏族文化考》中指出：“故炎黄之战，为中国战争发端，故兵力制作，因始于黄帝。兵书著录，亦托始炎黄。”

    日本侵华时期，水磨村的张连富在“古城”里种地，一次就挖出了一柄青铜剑和两方青铜古印。大印印文十分清楚，但为人们所不识。小印因腐蚀严重，印文已不清。侵华日军一头目得知此信，多次找张连富欲夺其印，吓得他带了两方古印到处躲藏。他躲日本人，却不躲文物商人。1958年，有一自称为“怀来人”的人，花20元人民币将大印购走，只留下了印文不清的小印。1960年，人们在“古城”北栽树，掘出了一处古墓葬：其死者没有棺木，而是头冲西躺在三尺见方的两块一寸厚大瓦之上。尸骨上，也同样扣以形制一样的大瓦。1976年，五堡村干部张存厚，领人在“古城”北面搞农田加工，又掘出一古墓葬，其尸骨头戴铁盔，随葬品有青铜剑一柄，刻有铭文为“乐闲王之戈”的青铜戈一个。当时，人们对“乐闲王之戈”五字只认得一个“王”字。更不知戈为何物了。

    在蚩尤寨、蚩尤城采集到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例如有段石锛、石杵、蛋壳陶，还有人在矾山采集到大汶口文化的红陶，证明东夷文化确实深入此地。是典型的蚩尤文化。“在黄帝城遗址中出土的石铲，其长约20厘米，宽约11厘米，其上部居中有一个对钻的径约1.2厘米的穿孔，极为工整。这件石铲石质泽润，造型精巧，是不可多得的文物珍品，其不但对于研究当时该区制石、制玉的工艺水平，而且对于研究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综合水准，以及文化风貌、特色和对外交流等，都具有不一般的意义与作用。涿鹿县文物馆还收藏自1984年以来，在矾山、太平堡、左卫、保岱、孙家沟等遗址中出土的石铲、锄、凿、镞以及陶器。其中这件单孔石铲，有的考古学家指之为礼器，应是很有道理。律之商周时期的青铜城，其功用亦应是从这类铲沿化而来。同时还可以看出龙山文化时期，张家口地区对外文化交流的频率与密度更为发达，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文化交融发展的现象”。

    在对蚩尤兵寨的考察中，涿鹿县负责旅游的副书记任昌华同志，还在蚩尤寨捡到一枚陶祖。陶祖产生于生殖器崇拜时期，距今有4000年左右的历史，它和后来的石祖、玉祖和木祖一样，都盛行在中国古代民间。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亚洲性学联合会副主席刘达临在他所著的《中国性史图鉴》中解释说：“古时，人们由于还不懂得人体生殖器官的构造和功能，所以认为长在人身上的阴茎和阴户是一种完全独立于人的东西，它们控制和决定着人的性行为，它们和天地万物一样都有灵魂，都有人们无法抗御的魔力，顺从它们就有欢乐，违抗它们就会伤害身体，灾难临头。这样，生殖器崇拜就产生了。”这在印度、韩国、日本的许多地区的庙宇中、田野里都供奉着男根崇拜物。所以说，这件陶祖也同样是历史悠久的产物。

    总之，泱泱五千年历史，已经磨灭了当时的炎黄盛况，但是历史的遗址、遗迹还在，残存的古代文物还在。我们今天研究历史，考证文物，就是为了还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客观的真实面目，恢复黄帝为信史，帝都在涿鹿的真实面目。